从外王到内圣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新思考.docxVIP

从外王到内圣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新思考 一、 结语:内圣—前言:问题的缘起 “内圣外王”几乎是一系列关于儒家思想的必然组词，其指的是“内圣”。“外王”可以由“内圣”任命。顺这理路想来, 儒学所强调“建本立体”的工夫便格外重要。然则又如何“建本立体”呢?伴之而生的是“存理去欲”, “以心控身”, 更有其甚的, 便生出“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的“贞节牌坊”论断来。“内圣”一词被强化、被窄化, 因之亦被恶化了!“内圣”指的是内在的心性修养, 而“外王”则指的是外在的社会实践, 内在的心性修养做为外在的社会实践之基础, 这几乎没什么可疑义的;而问题就出在这几乎没有什么可疑义下。当我们强调这几乎没什么可以疑义时, 伴之而生的是想当然的, 以为由内圣必然的可以推出外王, 内在的心性修养的确比外在的社会实践重要的太多太多了, 甚至主张舍弃了内在的心性修养就不宜思考外在的社会实践问题。当然, 这时打的口号是由内而外, 通贯为一;但实际上则有甚于此的是, 重内轻外, 以内制外, 内外疏隔。原先所强调的要由内圣开出外王, 说到尽处便反转而为只要内圣, 一切外王问题也就解决了。甚至把内圣问题窄化成“心安”问题而已, 像刘宗周对崇祯皇帝说“陛下心安, 则天下安矣!” 这样的理解, 其实是大大的误解, 但这误解却形成一强大的力量, 导致严重的内倾、自闭的倾向。这内倾、自闭的倾向, 可能导致“虚玄而荡”, 可能“情识而肆”, 亦可能形成“良知的专制”、“道德的自虐”等症候。显然地, 这极为复杂难理, 它不只是如何疏解圣贤义理的问题而已, 它更且关连到儒学心灵意识底层的发展, 须得深入, 方得解开。多年前, 我曾写一短文指出“孔子”与“阿Q”的道理病理的系谱脉络, 正是此问题的探索的先声之一。我以为这样的病理脉络与传统帝皇专制化的儒学有密切关系, 不解开此帝制式的儒学, 则儒学将永远没有“坦然明白”的一天。 不顺服于“内圣——外王”的思考, 而强调另一种崭新可能是“外王——内圣”, 这是我多年来的思考之一。我以为这是继续当代新儒学所强调的“由内圣开出外王”的进一步思考, 是一“后新儒学的新思考”, 本文笔者将回溯到内圣外王的原型思考来衡量, 以《大学》所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做为起点, 指出“身心一如”的基本向度, 做出“内外通贯”、“心物不二”的论断。进而, 对于儒学的“人性本善论”的“论”做出深刻分析, 指出它与血缘性纵贯轴的基本结构: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人格性的道德连结、宰制性的政治连结, 密切相关;进而瓦解“三纲”所含的“男性中心”、“父权中心”、“君权中心”思考, 解开“道的错置”;重新面对人之做为一“活生生实存而有”的存在, 以其恻怛的存在真实感通之“仁”, 由“血缘性纵贯轴”迈向“人际性互动轴”的建立。 笔者以为, 这是一“柔性的颠覆”与“自然的生长”, 这是有别于以前之以“心性修养论”为核心的哲学思考, 改之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哲学思考。 二、 “以心控身”、“致知”: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内圣外王”的基本原型是内外通透, 并不是由“内圣”而推向“外王”, 这在《庄子》 (天下篇) 说得很彻底, 是“以天为宗, 以备为本, 以道为门, 兆于变化, 谓之圣人”, 是“配神明, 醇天地, 育万物, 和天下, 泽及百姓, 明于本数, 系于末度, 六通四辟, 小大精粗, 其运无乎不在”。这是与《论语》、《孟子》的思想相合的, 他们指向的是迈向社会的道德实践, 而不是一向内倾、自闭式的心性修养。 即如《大学》所论的三纲领八条目, 顺序颇为清楚, 但它分明的表示是“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原来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看似修身前的次第, 其实这里所说的是一“理论的次序”, 而不是“实践的次序”。这也就是说这前四目, 其实一也, 它们都指向修身, 而且是依于修身的活动, 才得以确立起来的。阳明先生之将“格物”之“格”解成“格正之格”, 将“知”解成“良知”, “致知”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上, “格物”是格正事物, 使其不正而归于正也。这样一来, “格物”就是“致知”, 而“知”是心之本体, 再往前推进的说, “致知”就是“诚意”, 就是“正心”, 心、意、知、物, 通而为一, 都是一件事, 这其实就是“修身”, 这便是为何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并是孤立的内在心性修养, 而是指向整个生活世界, 必得迈向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论题早在先秦时代的孔孟思想里是清楚的, 但到了后来才慢慢内倾、封闭、强调“内在心性修养”的优越性。这与中国帝皇专制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特别在宋、元之后, 采取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做为官方科举的教本, 更是将原先的儒学带引到更狭隘的路子上。由“五经传统”转而为“四书传统”, 连带地也僵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