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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清初不为学业者 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的贡献多样。他对哲学、历史、方言学、文学、历史和美学有自己的看法。然而,世人对他价值的定位颇耐人寻味,现代的论文与论著对这种价值定位变化偶有提及,然着墨不多以至语焉不详。本文试图详尽揭示世人对章学诚价值定位的渐变过程及其原因,略补其阙。 一 戴震的学术宗旨:考核定性的“目的”与“理”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乾隆十六年,其父授官湖北应城知县,随父迁至湖北。学诚“幼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1学诚“不肯为应举文,好为诗赋,不得其似”。2然性情已近史学,“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1二十岁以后,“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3乾隆二十年前,其父免职,家境日渐贫困,学诚借寓北京,仍苦读不辍,并师事内阁学士朱筠。朱筠多藏书,好宾客,一时名流学者多出入其门,学诚因而得以遍览群书并与戴震、钱大昕、程晋芳、邵晋涵、周永年、洪亮吉等人结识。乾隆四十三年,学诚中进士,然“自以迂疏,不敢入仕”。2学诚早年依附朱筠,晚年入幕毕沅,先后主讲于定州定武、肥乡清漳、永平敬胜,保定莲池、归德文正诸书院,主编过和州、永清、亳州、常德、荆州诸方志,《湖北通志》是体现其方志理论的杰作。学诚文史理论著作《文史通义》,自三十五岁开始撰写,直至去世尚未定稿。此外,编有《史籍考》一书,可惜未能存世。学诚一生极不得志,为衣食所迫,东奔西走,寄人篱下,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结束了他抑郁的一生,时年64岁。 清乾嘉时代,正统的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的考据学。它通常被视为“汉学”的复兴,因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在考据学家看来,天地间之至道均蕴藏于最具权威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的惟一要务就是通过进行音韵、训诂与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的研究来发现蕴藏于其中的“道”。戴震的《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可视为他们行动的纲领性文件。等而下之者更是“手段”与“目的”混同如一,在考据中茫然不辨方向。在这股考据学的思潮中,学术大师辈出,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戴震。学诚虽与戴震有过相识的机缘,但戴震从未将学诚放在眼里,学诚亦自云:“戴氏生平未尝许可于仆。”⑥4学诚著作中仅点名批评戴震的文字就有数十处之多,然学诚对戴震更多的是钦佩。当戴震的《原善》、《论性》之作于京师遭人非议时,学诚“争辩于朱先生前”,指出时人“买椟还珠”,4似乎惟有自己才能明白戴震学术之真义。在戴震本人看来,他的得意之作也正是《原善》、《论性》一类重视义理的著作而非备受时人尊崇的在六书、九数、名物、制度诸方面的研究业绩。学诚《言公上》篇云:“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5又《和州志·志隅自序》篇云:“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⑨6也就是说,戴震与学诚在学术宗旨上是殊途同归。在这股学术思潮中,连学术“同道”的戴震也难以首肯学诚,自然更不用说徒为考据而考据之士了。学诚治文史讲究“义”,对考据学家而言无疑是“恶意”的挑衅。学诚既然选择了一项对时代主流考据学进行致命性的解构工作,也就意味着他选择了一条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注定要成为一位被时人视为“怪物”、斥作“异类”的边缘人物。 在一个考据学极为盛行的时代,学诚的治学门径也难以为时人所真正理解,“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盖端临深知此中甘苦,难为他人言也”。7为此,学诚不得不多次申明自己的学术门路,他在《与陈鉴亭论学》一文中就曾这样申明道:“《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8既然为文史评论,辨明文史之“义例”与“源流”自是其天职。所以他曾自辩道:“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皆不能不驳正古人,譬如官御史者不能不弹劾,官刑曹者不能不执法……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9直至晚年,他还说:“所著《文史通义》,弹劾古人,执法基严。”10学诚生前就深知此种文字“颇乖时人好恶”的性质: 校雠攻辨之书,如病之有药石,如官之有纠弹,皆为人所患苦者也。然欲起痼疾而敬官邪,则良医直史,不惮人之患苦,而必有以期于当也。疾愈而医者酬,奸摘而弹者赏。惟较雠攻辨之书,洞析幽渺,推陷廓清,非有绝人之姿,百倍攻苦之力,不能以庶几也。其有功古人,而光于后学,不特拯一人之疾,劾一官之邪而已也,而人多不甚悦之。则以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