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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测即藏通几之哲学意蕴 “质测即图书馆”是方毅“长期知识收集”和“借出远方”的重要思想结晶。侯外庐先生是此命题的最早诠释者,他认为“质测即藏通几”揭示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对“质测即藏通几”的理解大致不离侯先生所论,如张学智教授认为:“质测是一种实证的知识活动……通几是从个别推知一般,从可见的物理推知不可见的道的哲学活动。”郭齐勇教授解释说:“就其最直接的涵义而言,是说具体科学本身就含着哲学的道理,或者说,哲学的道理也就表现在具体的实证科学之中。”罗炽教授将此命题与“通几护质测之穷”放在一起解释说:“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中包含了哲学认识方法论,另一方面是哲学认识方法论指导自然科学的进一步深入,两者相辅相成。”以上种种解释不能说为错,但并不十分准确,而且其所借用的解释框架来自现代西方哲学。他们虽然发掘了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中所蕴涵的现代意义,但也遮蔽了这一命题所固有的丰富内涵。其主要原因是对这一命题中的三个关键词(“质测”、“通几”、“藏”)的解释不够深入,尤其是未能联系与该命题相关的“公心寓于独心”及“心不用而用小心”等说法,因而给人一种非常突兀的感觉。本文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该命题的内涵,从而推进方以智哲学思想的研究。 一、 “质测”之学,即“通几”“致“以费知隐”“几”“几”“几”“几”“几”“几”“几” 方以智对西学的看法是:“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724他肯定泰西之学“详于质测”,“质测”何指呢?他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742从他对“质测”的定义可知,“质测”的对象包括大而至于整个宇宙的变化,小而至于草木、虫蠕。“质测”活动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类其性情,征其好恶”。这里的“性情”当指物类之性状与特性,它是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内在根据;“好恶”是指物类之间“克制生化”的关系,此皆属于经验层面的认知。“质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考测物类的性状及其间的关系,以便“因其性而用”,他说:“萍不沉水,可以胜湿;独活不摇风,可以治风,因其性也。麻木谷而治风,豆水谷而治水,气相同则相求也。牛土畜其乳可以止渴疾,豕水畜其心可以镇恍惚,气相克则相制也。”749“质测”活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这种建立在“物类”基础上的“质测”之学与朱子的“格物穷理”明显不同。首先,其所言“物”主要是指“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等客观实物,与朱子训“物”为“事”有异。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密之言格物之物字,持义已大异于旧统矣。”70其次,通过“质测”方法所获取的“物则”或“物之故”等是指某一物类的构成之理,而非朱子所谓形上之理。这一点王船山早已窥破,他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船山按:近传泰西物理、化学,正是此理)。”最后,方以智的“心物交格”之“心”亦只能是“与物有对”的认知之心、经验之心,“详于质测”的泰西之学正赖此心而立。“心物交格”之“心”正是方以智为了对治“质测”之学、采撷西方文化而设,此心就是方以智所说的“独心”或“小心”。 如果说“质测”之学是对“物类”之性情以及“物则”的考测、认识,它主要解决知识的问题,那么“通几”之学则主要是解决修身与内圣的问题。什么是“通几”呢?他说:“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742“重玄一实”是说“玄之又玄”的道是实有的,其存在是通过具体道德实践来证实的,即“以费知隐”。“几”是贯通“寂感”之至神,可以“物物”,亦可“神神”。“通”与“几”之说源于《易传》,《系辞上》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方以智合“通”与“几”而称用,其大旨皆本于《易》。“几”是神化之源,它具有生物不测之妙用,故方以智称之为“物物神神之深几”。自“几”为寂而言,它是无声无臭、无思无为之“潜体”,而其中蕴藏着“无不思,无不为之能”,他说:“归于硧不拨之潜体,则贯寂感之《易》,而有无思无不思,无为无不为之能矣。”306自“几”为感言,它是“触着一毫,若决江河,搅成酥酪矣”。“搅成酥酪”即宇宙之心所见万物一体之境。鉴于“几”之感通遍在,方以智又名之曰“贯几”,他说:“通虚实、前后者曰贯,贯难状而言其几”。37“两间无非相待者,绝待亦在待中,但于两不得处,即得贯几。”266“贯几”即通虚实、贯两间之“绝待”,“绝待”谓“几”之超越意,“贯”谓“几”之内在于事事物物意。同时,方以智以“几”显明天道“动静不测”之神用,故他说:“谓之本不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