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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官卖僧道政策与僧道徒素质的下降 在金朝统治期间，他长期实施了僧侣、道士祭祀、紫衣师、寺庙名称和僧侣、道士的官方政策。研究金代的此类鬻卖政策,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金代的财政制度及宗教管理制度。但迄于目前, 除见有中国佛教协会主编的《中国佛教·金代佛教》一节中, 对这一问题作过不足一百字的简单陈述外, 再未见有讨论这一政策的论著问出。笔者在梳理资料的基础上, 试对金代官卖僧道度牒、寺观名额及僧道官职政策予以专篇讨论, 冀补金代经济史及宗教社会史研究之断栈。 一、 《新修大云院记》 金政府官卖僧道度牒和寺观名额的肇始时间, 文献缺载。《金史·食货志五》仅云:大定五年 (公元1165年) 二月, 世宗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 财用缺乏, 自东、南两京外, 命民进纳补官, 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 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 其悉罢之。”从这段文字透露出, 官卖度牒及寺观名额似乎与“令民进纳补官”是同时实施的同类性质的政策。又据《金史·世宗纪》载, 大定二年正月, 金世宗曾诏“行纳粟补官法”。据此, 古人和今人均把金政府创行鬻卖度牒和寺观名额的时间推断在大定初, 如清代三通馆史臣说:“世宗大定初……令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及寺观名额1。清代金石学家王昶认为, 鬻卖度牒和寺观名额属“大定初权宜设置之事”2。今人游侠先生也说:“世宗即位, 利用佛教教团对于社会的影响而公卖度牒。”3若仅依《金史》的有关资料立论, 以上观点似无不妥之处。但有的石刻文献中却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如《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一《新修大云院记》载:潞州大云寺, 为僧道通所创建。道通于“正隆中, 自本州千佛院拥锡南来, 爱雄山之秀气, 慕先师之胜迹, 遂有结茅之志。未几, 遇国家降卖名额, 大师笑曰:‘吾雅志遂矣。’以兹诣官, 投状纳缗, 得赐大云敕额”。依这段碑文, 《丛编》的撰者胡聘之得出了“卖度牒、师号、寺观, 《金史》谓始自世宗, 据碑则海陵 (王) 实先行之矣”4的结论。推敲《新修大云院记》的文字, 我认为胡氏的提法可能更接近史实, 金朝鬻卖度牒和寺观名额事, 可能肇始于海陵王正隆时期。至于其罢停时间, 可以确定是在大定五年 (公元1165年) 二月, 这史书有确载, 兹不赘述。 继正隆至大定时期的鬻卖之后, 又有金章宗承安至卫绍王崇庆间的鬻卖活动, 还有金宣宗贞时期的鬻卖活动, 始创于海陵王朝的鬻卖度牒和寺观名额政策, 断断续续实行了半个世纪。而在三次大的鬻卖活动中, 尤以大定时期的鬻卖政策最具典范意义。 大定时期, 广行鬻卖活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南征北伐所需的巨额军费, 此如《金史》所言:“顷以边事未定, 财用缺乏”, 行鬻卖以助军储。所谓南征, 即指海陵王和后来金世宗发动的对南宋的战争, 特别是世宗于大定三年 (公元1163年) 对南宋发动军事反击时, 国内财政十分困难, 石刻文字曾称:“大定初, 王师南征, 军须匮乏, 许进纳以赐宫观名额。”5所谓北伐, 是指在海陵王末期, 北方发生了契丹撒八、窝斡领导的起义。金正隆六年 (公元1161年) , 窝斡拥兵五万, 夺临潢府, 自称皇帝, 建年号“天正”。大定二年 (公元1162年) , 金国征调重兵讨伐, 军行之时, 粮秣不济, 世宗诏出内府金银以给军用, 又诏行纳粟补官法及官卖度牒、寺观名额以助军需。 关于封建政府官卖僧道度牒的事, 历史上并不罕见, 行诸金代之前者, 有唐宋二朝的官卖度牒活动;见之于金代以后者, 又有元明二朝官卖度牒活动。所以可以说金代官卖度牒, 既是对唐宋宗教官卖政策的继承, 又构成了中国历代官卖僧道度牒的一个重要阶段。但遗憾的是囿于文献记载的缺乏, 我们无法考论金世宗朝卖出度牒的总数及每道度牒的价格, 也就无法考察这次官卖度牒的丰富内涵及其对金国境内宗教文化生活的影晌。惟见大定五年 (公元1165年) , 金世宗诏令要对燕京的“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 每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6。二十万钱就是二百贯文, 给国立寺观诏赐度牒, 还要每道虚折为二百贯的价码, 由此推测二百贯可能就是当时官府规定的度牒卖价。我们知道, 金世宗大定前期, 约当南宋孝宗隆兴、乾道时期, 其间南宋政府也行官卖度牒, 且官府定价亦为每道二百贯7, 宋金政府的度牒都是每道二百贯, 这不惟是偶然的巧合, 而是在宋金交往频繁条件下, 南北商业信息畅通、官卖度牒价格也就趋于相近的表现。 金政府除官卖度牒外, 又实行官卖寺观名额政策。官卖寺观名额,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虽然唐、宋、元、明政府都曾经多次实行过官卖僧道度牒政策, 但它们都不曾实行官卖寺观名额政策。金世宗及后来的金章宗、金宣宗皆实行官卖寺观名额政策, 这反映了金代社会宗教生活的一种特殊风气, 又形成了中国古代宗教管理制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