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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戏民俗研究综述 中国影戏是一种古老而优秀的民间艺术。也许传统作家并不重视这条路，但他们没有进入优雅的大厅。宋金时期,虽有少数文人在一些笔记中对影戏有记载,但文辞极为简约。元明的数百年间情况也基本如此,入清后尤其在清代后期,此状况略有好转,一些志书、笔记开始关注这种艺术形式,但仍嫌简略。至于以科学的态度来认真研究它的人就几乎没有了。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才发生变化。在21世纪初期,随着西方人文学科学术思想、学术理念,尤其是民俗学等的输入,始有人对影戏进行研究。 笔者对近百年来影戏研究中人们对影戏民俗以及影戏和民俗关系的研究作了一些粗浅的考察,自以为中国影戏的研究虽是在民俗学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但就其起始之初,人们对影戏、民俗以及二者的关系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进入新世纪以后,学者对影戏民俗的研究才渐渐多了起来。 一、20 投书于因果报告及相关文献记载 清末民初,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许多爱国青年走出国门,去西方、日本等地寻求强国富民之路。他们走出国门不仅学习其“船坚炮利”的工业技术,也吸收了许多西方的人文社科思想,期以开启民智。民俗学便是其中之一。随着民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影戏也渐渐被纳入了人们的视野。 近代以来,最早论及影戏的是王国维。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第三章“宋之小说杂戏”中论道:“傀儡戏之外,似戏剧而非真戏剧者,尚有影戏。此则自宋有之。……然则影戏之为物,专以演故事为事,与傀儡同。此亦有助于戏剧之进步者也。” 小说、傀儡、影戏“皆以演故事为主。小说但以口演,傀儡、影戏则为其形象矣,然而非以人演也”。王氏关于影戏的论述虽只寥寥数语,但在影戏研究方面却有巨大贡献:通过文献引证,对影戏的历史进行了溯源;指出了影戏、傀儡戏等对“真戏剧”发展的积极影响;论及了影戏 “似戏剧而非真戏剧者” “非以人演也”等艺术特性。王氏之论对后世的影戏研究无疑有一定的开启意义。但王氏并非专门有意研究影戏,因此他还不是影戏研究的始作俑者。 笔者以为中国最早对影戏进行学术研究的,当首推影戏艺人李脱尘。李脱尘是河北省玉田县人,生卒年月无考,约生活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中期。他10岁左右随父进京,师从二叔学习影戏艺术。李氏不仅精于影戏艺术,且致力于影戏研究。宣统二年(1910年),李氏专程到迁安县泗河桥镇北关家庄拜访“影戏先辈”安心齐。安为李的精神所感动,赠他一本自己编写的《影戏小史》。李得书后潜心研读,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实和校正,成书《滦州影戏小史》。李氏1934年在《滦州影戏小史》自序中称:“研究影剧四十余年,遨游数省,考察中国各地影剧。以见闻所得笔录如此。并搜罗各地影剧材料以广见闻。”据之,李脱尘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就开始关注影戏了,可惜李氏之书已经散佚不可得,甚是遗憾。不过稍后研究影戏的佟晶心、顾颉刚二人,在各自的著作里都提到了李氏的这本书,而且还采用了他的不少观点。其中佟晶心的《中国影戏考》大段保留有《滦州影戏小史》的文字,为了解李氏的学术观点提供了重要资料。 1919年,佟晶心在《新旧戏曲之研究》一书中,辟专章论述“中国影剧”。这是中国影戏研究史上第一次由有着深厚学术素养的知识分子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 中国的影戏研究,虽然是在西方人文思潮,尤其是民俗学学科影响下展开的,但开始时学者们并没有自觉地将影戏放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进行动态考察,更多的只是静态地关注“戏”的本身。这可以佟晶心1934年发表的《中国影戏考》一文为代表,文中佟氏从“什么是影戏”、“中国文献中的记载”、“影戏的戏台”、“影戏人的制作”、“影戏脚本的研究”、“影戏的腔调”等16个方面,对中国影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另外,顾颉刚的《滦州影戏》和《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汤际亨《中国地方剧研究之一:滦州影戏》等文都是如此。这一时期,影戏研究者的目光主要是投向京畿地区内的滦州影戏,而研究滦州影戏的一系列文章,也几乎都是从文献去考证它的历史源流,或以田野调查所得,从剧本、戏班、戏台、影人等角度介绍滦州影戏,没有提及滦州影戏的演出及其他习俗。 这一时期对影戏与宝卷关系的讨论,其目的虽然是为了探讨影戏的起源问题,但事实上却涉及了影戏与民俗的关系。1937年《歌谣》第2卷和第3卷连续刊出5篇文章讨论影戏的起源及其与宝卷的关系,吴晓铃、佟晶心、叶德均相继发文进行“商榷”。这场讨论是由佟晶心的《探论“宝卷”在俗文学上的地位》所引发的。佟氏在文中提出“影戏在宋朝所使用的剧本便是当时的话本,但近代的便用宝卷”,“影戏的剧本组织和故事的结构很有宝卷的意味,但已采用对话的形式”。针对佟氏的论断,吴晓铃在《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中进行了质疑,认为“影戏的剧本在宋朝并不是用话本,近代用的也不见得就是宝卷。理由很简单,因为影戏注重在表演,其文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