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社会性因素陈思和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docxVIP

中国文学的社会性因素陈思和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 上帝的学术实践是新时期社会、思想、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同步进行的。他的现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 他在文学史及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著述, 既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 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学理层面看, 思和先生在其所从事和涉及的几个领域, 提出的一系列学术概念和命题及其引发的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也许是观察他的成就与影响力的一个侧面。从“新文学整体观”“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共名与无名”, 到“先锋与常态”和“世界性因素”, 这些引起持续反响的概念、命题或者判断, 事后看起来似乎带有某种理论的抽象性, 但要是放回到思和先生三十多年的学术历程中, 它们却是与中国当代文化进程, 与中国新文学学术的演变, 特别是与当代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 它们又都体现于思和先生在人文学术、文学教育、编辑出版等领域的具体的思考与日常而又有针对性的精神劳作当中。 我有幸作为思和先生最早的学生之一, 自80年代初起就投其门下,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 一以贯之。加以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保持经常的联系, 参与由他策划、主持的许多课题, 更不论始终关注他的学术思想的开展和人格精神的呈现, 并领受其激励与启发。在我的角度管窥, 这些概念与命题的酝酿、生成和提升, 它们的假设与论证, 都有具体的接地方式和话语情景。在我看来, 思和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影响所及, 不仅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与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已经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在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编辑出版, 乃至当代思想文化等领域, 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这里, 我想以“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个概念与命题为中心, 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特点和兴趣, 谈谈自己对思和先生学术的一偏之见, 以此表达对思和先生的敬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陈思和先生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提出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关键词”, 大约就是“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了。这个核心概念在他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实践中, 经作家个案研究、文学思潮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等多个层面的同时展开和不断推进, 在思和先生的个人学术话语中, 它与“新文学整体观”“共名与无名”“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先锋与常态”等一样, 已经成为具有范式意义的概念。随着中国文学学术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展开, “世界性因素”命题在体现思和先生的个人学术创构及其特点的同时, 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启示意义也日渐显露。这日渐显露的过程, 伴随了三十年来国际文化格局和中国文学学术语境的变迁, 更是他在学术实践中持续思考与探索的收获(1)。在我看来, 这个过程几乎贯穿了他至今全部学术历程。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人文学者, 思和先生的学术生涯, 起步于中国新文学研究刚刚开始摆脱僵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走向学科独立的时期, 也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被再次引进, 并逐步建立学科体系的时候。虽然一开始是以20世纪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为自己的志业, 但比较文学的学术方法和视野, 无疑对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而他的文学学术工作, 从一开始就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现当代作家个案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前者是与贾植芳先生一起, 承担“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课题研究, 后者即是现代作家个案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对西方文艺思潮、作家作品和创作方法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资料的全面清理, 使他充分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多元的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 从而使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 建立在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之上。关于思和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 这里不做具体展开,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在当代批评界持续发挥的影响, 除三十多年来所倾注的热情与心血外, 还取决于其批评视野的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二维参照意识, 而作为个案的巴金研究(2)就是从整理作家原始资料开始, 其论述框架是从思想文化和文学表现手法两个方面, 清理作家创作和中外思潮特别是西方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欧美恐怖主义和法国民主主义等西方文化思潮, 以及法、俄等欧洲文学间的复杂关系, 其中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被国内学界长期回避的话题的引入, 大大拓展了既有的学术视野与格局, 为巴金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学术带来一股清新之气。 在此基础上,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思和先生在新的学术语境下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反思。它立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 从中西交流角度梳理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命运, 辨析中国作家如何基于本土立场, 主动汲取外来文化养料, 从民族文学传统转型的需要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这一研究角度, 固然出于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变革的需要, 但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