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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地位获得 一、 制度变革与社会分层机制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关于这场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社会后果,国内外社会学界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主要的研究视角。其一是制度主义分析视角,关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对社会分层和流动模式的影响,其代表是倪志伟(Nee,1989a)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转型使权力从再分配者向直接生产者转移,并为生产者提供了更多的激励(具体体现为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另一方面,市场开辟了新的社会流动渠道,使许多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通过市场实现经济上的成功,走向社会上层;而相对于新生的经济精英,权力精英的影响力日益式微。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基于相反的经验结果提出了反对的理论观点,如“权力维续论”(BianLogan,1996)、“权力转换论”(Róna-Tas,1994)以及“政治和市场共进论”(Zhou,2000),这些观点都强调市场化过程中再分配权力因素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1) 另一种研究视角可被称为结构主义分析视角,主要关注市场化过程中经济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对社会分层造成的影响。魏昂德(Walder,1996)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制度变革(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机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市场转型”理论争论过于关注制度变迁,从而忽略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一些研究显示,198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产生了许多工薪职业种类和自雇经营的机会,而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Oi,1989;Walder,2002a)。戈伯和豪特(GerberHout,1998)的研究也表明,苏联解体之后,休克疗法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急速变化,促使人们就业模式转型,进而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 但是,无论是制度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分析视角,都体现了较强的结构主义取向。亦即是说,在这两种范式中,个人完全是被动的,其行为或命运的选择完全由制度或结构性因素形塑或决定。然而这种强烈的理论预设是违背社会现实的,因为个体作为社会行动者是能主动积极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应对制度或结构变化的。因此,在社会研究中,忽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微观或个体层面机制的探讨,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误导性的(Blau,1977;Blalock,1991)。近年来,研究转型社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宏观层次的制度或结构转型与个人之间不平等模式变化间的中间过程。在经验上,这种研究旨趣主要体现为关注在新的机会结构下,劳动力向新兴市场部门的转移或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精英群体)之间的流动,以及这些过程对个人不平等模式的影响(WuXie,2003;Walder,2002b,2003;吴晓刚,2006,2008)。吴晓刚(2006)将这种研究视角定义为“机会—流动论”视角。简单说来,这种研究视角将社会过程带回分析框架,着重强调“在转型经济中,个体怎样通过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之间流动来应对改变了的机会结构的过程”。 “机会—流动论”视角无疑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这一视角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此视角虽然关注个人在机会结构变化时的行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机制,但是在理论解释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突破“市场转型理论”中的“权力和市场”二元分析框架,即在解释变量方面仍然主要关注再分配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如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变迁是全方位的,因此,对权力和市场因素的过度关注将忽视其他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其次,在探讨转型期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时候,大多数研究都只关心代内流动,特别是从再分配体制下的政治精英到转型期的企业家精英的流动,从而忽略了经典的社会流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代际流动,即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承。 本文将沿用机会—流动论的研究视角,即关注中国农村居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如何积极应对因市场化或工业化造成的机会结构的变化并进入农村社会上层的过程。但是在分析策略上,本文将尝试突破已有研究的局限性。首先,我强调代际流动,关注祖父或父辈在改革前甚至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改革后其子或孙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其次,在理论解释方面,我将突破“权力与市场”二元分析框架,引入一个影响个人地位获得和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因素——文化因素。具体说来,我将检验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文化——旧式精英文化(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精英)和新式精英文化(1949年至1978年再分配体制中的农村精英)——对改革后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这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