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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支持能力。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可持续性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约束因素。生态补偿概念的提出、应用和发展,是多学科共同研究如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很多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一、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研究 1977年,Westman最早提出“自然的服务(nature’s services)”的概念及其价值评估问题。随后,多数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欧共体等)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资源环境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方法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在1997年,Daily主编出版了《自然的服务———社会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依赖》,Constanza等(1997)发表了著名的《世界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一文,标志着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研究成为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这些研究成果从资源环境的价值理论、计量方法和绿色核算等方面为生态补偿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准备。 目前国际上对生态补偿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生态或环境服务付费;以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为基础,通过经济手段,调整保护者与受益者在环境与生态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 在补偿的类型与方式方面,积极探索新的支付生态环境服务的模式,典型的代表有:公共支付、限额交易计划、一对一交易等。公共支付(公共补偿)是政府直接向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及其他提供者进行补偿,这也是最普通的生态补偿方式。这一类补偿还包括地役权保护,即对出于保护目的而划出自己全部或部分土地的所有者进行补偿。限额交易计划是政府或管理机构首先为生态系统退化或一定范围内允许的破坏量设定一个界限(“限额”或“基数”),处于这些规定管理之下的机构或个人可以直接选择通过遵守这些规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可以通过资助其他土地所有者进行保护活动来平衡损失所造成的影响。机构或个人可以通过对这种抵消措施的“信用额度”进行交易,获得市场价格,达到补偿目的。“一对一交易”通常被称为“自愿补偿”或“自愿市场”,其特点是交易的双方基本确定,只有一个或少数潜在的买家,同时只有一个或少数潜在的卖家,双方直接谈判或者通过一个中介来帮助确定交易的条件与金额。 二、 自然资源有偿使用与资产化管理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剧,我国学术界对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资产化管理的研究开始趋于活跃。作为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生态补偿问题开始引起国内学者关注和政府部门重视,这些研究从理论和应用上阐明了进行生态补偿的重要意义,也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1. 第二,建立流域生态补偿的选择性刺激机制 在生态补偿各相关主体行为分析方面,杨云彦、石智雷(2008)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区地方政府和受水区地方政府双方的合作及非合作博弈,在理性经济人和风险不对称的假设下,建立博弈模型,探讨各方在利益冲突中的行为特征,通过求解纳什均衡,给出各参数变量的政策含义,寻求协调双方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梁丽娟、葛颜祥、傅奇蕾(2006)认为流域生态问题是流域各利益主体从个体理性的角度博弈的结果。为达到集体理性,应建立流域生态补偿的选择性刺激机制,即通过建立上游地区作出生态保护的诱使机制和下游地区主动作出生态补偿的迫使机制,实现流域内的集体理性。李镜等(2007)以岷江上游退耕还林补偿为例,运用博弈论模型考察了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决策和行为过程,结论是:生态补偿政策的执行效果与当地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农民外出务工收入高低、补偿年限的长短有着密切关系,而与补偿金额的大小无关。 2. 生态补偿的制度设计 在生态补偿模式及补偿制度设计方面,我国众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杜振华、焦玉良(2004)认为,我国目前的横向间生态补偿仍然处于空白状态,中央财政的纵向转移支付难以体现区域、流域、产业间的生态服务的交换关系,同时提出了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作为我国生态补偿的制度选择和操作范式。张金泉(2007)认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物质产品与生态服务之间建立起等价交换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制度安排为生态建设者和受益者、生态破坏者与修复者之间构建一个“虚拟市场”,为不同主体功能区域之间搭建起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的制度架构。 葛颜祥等(2007)分析认为政府补偿交易成本低,但制度运行成本高;市场补偿交易成本高,但制度运行成本低。提出对规模较大、补偿主体分散、产权界定模糊的流域适宜于政府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