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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不可能的先锋派 一 自我显示能力的文学实践与写作之间的平衡 《废弃之都》之后，贾平成了一个写得和商业神话，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符号。这个神话持续了十几年时间, 到现在, 它越发显露出了复杂的面貌:一方面, 贾平凹在这个神话效应中获得了盛大的声名;另一方面, 文学界对他也产生了一些不满和批评——我注意到, 自从他的《怀念狼》和《病相报告》这两个长篇小说出版以来, 批评的声音就多了起来。一些人认为, 贾平凹这些年的写作转型不但不成功, 甚至还出现了衰退的迹象。 我的看法倒并不这么悲观。尤其是当我读到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秦腔》1之后, 对他的写作又一次充满期待, 因为我在他身上依然看到了创造的精神, 以及试图超越自己的努力——这在他那一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一个作家, 最需要警惕的是思想滞后和重复自己。当大部分当年领过风骚的作家都停止了写作, 或者以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在那里自娱自乐时, 贾平凹还能继续一种探索性的写作, 并且时有让人侧目的新作问世, 这种姿态本身就值得肯定。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 文坛上活跃的作家是有不同类别的, 有些人, 一眼就让人洞穿了自己隐秘的写作身份, 往往以一句“先锋派”或“传统派”就可为他盖棺论定了, 可见他的文字中有着某种过深的烙印, 而少有让人揣摩回旋的余地。这样的作家并非少数, 他们是在一条路上把文字给写死了。因此, 我更看重的是另外一些作家, 他们一直以自己的文字事实在文坛坚硬地存在着, 你却很难给他归类, 他们的写作努力, 好像仅仅是为了制服自己躁动的灵魂, 为了平息自己内心的不安;他们是在与写作的斗争中赋予文字坚韧的美、力量和精神。我承认, 自己的内心更靠近这种文学——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 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贾平凹也属于这类作家。他的写作意义还远没有被穷尽。 令我讶异的是, 贾平凹一直想在自己的写作中将一些很难统一的悖论统一起来:他是被人公认的当代最具有传统文人意识的作家之一, 可他作品内部的精神指向却不但不传统, 而且还深具现代意识;他的作品都有很写实的面貌, 都有很丰富的事实、经验和细节, 但同时, 他又没有停留在事实和经验的层面上, 而是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广阔的意蕴空间, 来伸张自己的写作理想。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一个悖论, 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作家与作家之间, 写作与写作之间, 就已经有了难以弥合的裂痕。那些传统型的作家, 身上有着中国文化的底子, 但由于他们的写作方式缺乏现代叙事艺术的必要训练, 而受到了年轻作家们的嘲笑;那些现代派的作家, 虽然及时地吸收了现代艺术的成果, 但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将西方的艺术经验有效地中国化, 同样显露出贫血的面貌, 并面临着严厉的质疑。这种矛盾, 就好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学革命, 似乎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是极端抽象 (如一些只玩赏形式主义法则的先锋小说, 或者那些充满玄想的诗歌) , 要么是极端写实 (如一些过日子小说, 或者过于泛滥的口语诗歌) , 匮乏的恰恰是将物质写实与精神抽象相平衡、相综合的大气象。 没有这种气象, 就决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但贾平凹却给了我意外的想象。他是有这种平衡和综合能力的。所以, 他从来不甘于自己的现状, 而总是在寻找变化和前进的可能, 总是为自己建立新的写作难度, 并愿意为克服新的写作难度而付出卓绝的努力。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 他应用的都是最中国化的思维和语言, 但探查的却是很有现代感的精神真相——他是真正写出了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现代作家, 仅凭这一点, 你就不得不承认, 贾平凹身上有着不同凡响的东西。 我尤其欣赏贾平凹身上那种独特的写实才能。在他的小说中, 我们往往能读到一种深邃的、像大地一样坚实的真实感。我想, 它是来源于贾平凹对当下的每一个生活细节、每一种精神线条的敏感, 以及他那杰出的对事实和场面的描绘能力。他对古白话小说遗产的娴熟运用, 使他的小说语言获得了惊人的表现力。凝练的, 及物的, 活泼的, 口语化的, 民间的, 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都渴望触及事物本身和人物的内心, 这是贾平凹一贯的语言风格。他早在《废都》中便有了这样的探索, 只是《废都》有太重的《金瓶梅》的痕迹, 加上过于沉重的悲凉, 大大阻碍了对人自身的想象——但我们依然不能否认《废都》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意义。到《高老庄》, 就基本克服了这些缺陷, 在语言的运用上, 在结构的严谨上, 在对人的精神想象上, 贾平凹的独创性显得更加突出。我记得《高老庄》中有一个重要的场面, 那就是在主人公子路父亲祭日的宴席上, 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都登场了, 那个窄小的范围, 可谓是乡村文明及其冲突的一次集中展示: 庆来娘说:“刚才烧纸的时候, 你们听着西夏哭吗, 她哭的是勤劳俭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