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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一、 本文的思路和意义 股权结构是公司管理的重要方面。现有研究表明, 股权结构中外资参股、高管持股与机构持股这三个维度会影响到公司治理效率和公司战略。例如, 当企业拥有成长机会时, 外资持股比例会增强企业的战略投资水平, 即增强企业的研发投资和资本强度 (David et al., 2006) ;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 (韩亮亮等, 2006) ;相较于通过股票买卖进行间接监督方式, 机构投资者也会积极主动地介入公司治理 (李维安等, 2008) 。 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已经受到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 (Chapple and Moon, 2005;Campbell, 2007) , 但是, 从股权结构角度解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研究并不多 (Barnea and Rubin 2010;Oh et al., 2011) 。由于不同的股权所有者有着不同的目标与决策视野 (Hoskisson et al., 2002) , 研究不同主体的股权所有者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有意义的。 本文利用2010-2012年A股全行业2525家上市公司的6725个样本为对象, 研究了外资参股、高管持股、机构持股对于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本文把股权所有者分为三类 (外资参股、高管持股和机构持股) , 并研究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本文进行如此分类的原因在于:第一, 机构投资者是一个传统的持有者, 其可能持有大部分公司股份;第二, 高管最了解公司目前的状况, 而且对公司的决策有显著地影响;第三, 相对于本国投资者, 国外投资者在投资偏好, 持有时间选择以及要求的信息环境上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发现, 外资参股和机构持股对于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高管持股对于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文的贡献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理论上, 国内鲜有针对外资参股、高管持股和机构持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 本文论证了不同类型的股东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态度并不一致, 同时表明股权结构会影响公司战略决策的制定。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现有学术中关于股权结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研究的文献。 第二, 在政策上, 我国对于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采取了一些所有者限制措施。本文论证了外资参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正向影响, 这对放宽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限制、适度开放外国投资者对于国内企业投资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 实践上, 本文的实证结果为如何通过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以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提供启示。 二、 理论和假设 (一)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根据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与Fama and Jensen (1983) 的代理理论, 股权分散可能导致代理问题。外资参股可以提高股权分散度;同时, 外资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地理间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代理冲突。基于对管理行为的监管和控制的考虑, 外资股东对于企业信息披露 (包含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信息披露) 需求增加 (Haniffa and Cooke, 2002) 。Barako et al. (2006) 研究发现, 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外资股东持股越高,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 此外, 在许多亚洲国家, 企业社会责任因为西方国家投资者的参股而受到了西方管理实践风格的影响 (Oh et al., 2011) ;来自欧美等发达地区的投资者可能会更喜欢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全球化加强了亚洲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参与水平 (Chapple and Moon, 2005) 。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 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投资于中国企业。中国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中, 有很多是来自欧美等对企业社会责任比较重视的国家与地区。国内的一些研究 (例如, 井润田和张远, 2009) 发现, 在中外合资企业中, 外资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股东利益、员工利益两个维度呈正相关关系。 依据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1:外资参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 (二) 负向相关机制 虽然管理层持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管理层与股东利益不一致问题, 但是根据代理理论,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 管理层会出于对自身利益考虑做出管理决策。并且因为管理层存在风险厌恶情绪, 可能牺牲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绩效, 以实现更高的当期效益。López et al. (2007) 研究发现,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会对企业的短期运营财务绩效产生负向相关作用。张兆国等 (2013) 发现, 当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财务当期绩效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 出于短期财务绩效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