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先生晚年的一些生平事迹.docxVIP

萧乾先生晚年的一些生平事迹 1999年2月，肖谦先生在北京医院去世。我的妻子刘景兰住在我们广东省郴州山区的某个村子里。从女儿由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中得悉此噩耗后,为表示我们夫妇的悲悼,我即步行几里路,到镇上邮电所给文洁若大姐拍发了唁电: 痛悉萧乾师长十一日病逝,谨向您深致哀悼。您失去了同甘苦共命运相濡以沫的老伴,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佩的长者,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卓有成就的老记者、老作家、老翻译家。愿您节制悲痛。黄伟经刘静兰于粤东高思山村 我与萧乾结识交往不觉已近二十年,不算很长,也不算短。在老一辈作家群里,萧乾是我心目中才华横溢而又非常勤奋,受尽磨难,死里重生却还算幸运,不屈自强,富有自由思想与平民意识,文笔洒脱犀利,无论创作和翻译都有很大成就的一个。作为一名编辑,我习惯于保留作家、作者们的来信,近日捡出萧乾生前近二十年来写给我的信总共四十九封。重新展读它们,与他相交的一些往事以及留下的印象,又仿如在眼前。今一一录下、写出,也许可供对萧乾及其作品有兴趣的读者、研究者一览或作参考。 (一) 1980年4月我到北京为刚创办不久的《随笔》(那时还是由新华书店订购发行、尚未定期出版的丛刊)组稿,住在王府井人民日报社招待所。一天早上,我随《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姜德明兄一起前去探望萧乾。 那时,萧乾已从“文革”期间被赶到南沟沿那个栖身了五年多的“门洞”,搬到天坛南门外一幢居民楼里有一段时间了。名为三居室的一个单元,实际使用面积不过四十来平米,而文洁若后来在回忆录《我与萧乾》中认为,“比起‘门洞’,比起南沟沿,这里可算是天堂了”。姜德明同我走进萧乾正在里边的那个仅十来平米的房间,顿觉十分拥挤:只见床头、书架、写字台、地板上,都放着一堆堆叠得蛮高的书,剩下没有多少空间。“没法儿,实在没地方,书只好这样堆放着啦。”萧乾微笑着,边说边忙着从写字台下、从书堆旁移出两张可以折叠的小圆凳,让我们就在书堆与书堆之间的空隙处落座。 那年萧乾已七十岁,头已光秃,身体微胖。他跟姜德明是老相识,一见面就毫无客套地向姜慨叹不够地方放书。“书都摆不开来,”他又说道,“要翻书查一些资料很不方便。” 接着,萧乾就跟老姜和我谈起他的近况以及要做的事。他的话声不高,始终是那么平缓、随和,令我这个第一次拜识他的人不仅毫无半点拘束,还感到亲切和可接近。望着他那腆着肚子、不时眯起饱含笑意的眼睛说话的神态,我立即想到:他真有点像弥勒佛呀! 此后,我就同这位面善、可亲的“弥勒佛”开始了不断的接触和通信交往。 伟经同志:在病榻上接你信,甚感。我又开了刀,把左肾切除,所以今年干不出多少事来了。我从78年以来写的一些东西,已由香港三联及天津百花印成集子了,《一本褪色的相册》,我的散文特写早于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出来了(他们正在印我的短篇小说选),所以手边实在没几篇未收集的了,只好等以后再说吧。谢你的美意。即颂 著安 萧乾9.1在病榻上 这是萧乾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是对我去信为花城出版社约请他是否可交我们出版他的文学回忆录或散文作品的答复。 (三) 伟经同志: 来示及大译《爱之路》均已拜收,感甚。我曾听到几位搞外国文学的朋友们称赞此书,曾去信湖南,说已绝版。今见这本不可多得的好书重印了,深为读书界庆。 《随笔》我一定写,有适当文章时即投上。目前正忙于编文集(四川出),社会活动又多(刚从黑龙江回来),所以时间很紧。我一定写好寄上,争取年内。即颂 著安 萧乾9.2 1982年起,经编辑同仁共同努力,《随笔》已从原来不定期印行的丛刊,开始办成定期出版的双月刊,并且在下半年就酝酿决定从1983年第一期起交邮局征订发行。这样,我与《随笔》同仁更为忙碌地投入组稿工作。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给我所知道的、可能为《随笔》撰稿的作者尤其是老作家写信,恳切地敬请他们给《随笔》赐稿。萧乾此信,就是收到我的约稿信之后写的。 给萧乾寄去约稿信时,还附去一册我据俄文版原著译出、刚刚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的屠格涅夫散文诗集《爱之路》,请他惠览指教。他在信中,以及随后又在报刊发表的文章中说的对此译作的褒奖,我谨把它看做是一个前辈对晚辈的策励。 (四) 伟经同志:你好! 《杨振声》文改由《随笔》发表,很好。我近来文思枯涩,写文章都是逼来的。该文因杨氏家族建议交《羊城[晚报]》,那里恰我也欠债,故寄往。《随笔》我也欠债,还哪里均好。多年本想写点回忆文章,只是腾不出时间。去年访新加坡又去美,今年还将访欧。85年也许可稍清闲些。不会忘记你们。如来京盼来一叙。我已迁址(见封),电话为867653。匆问 著安 萧乾2.28 《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是萧乾重返文坛后写的一篇回忆录,全文约六千字。《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主编考虑到报纸副刊的篇幅有限,打电话跟我说了后,将此稿交来《随笔》。我收到后即写信告知萧乾。这是他的复信。 信上说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