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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小说创作中的情感与情感 萧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风格独特的作家。综观萧乾的许多小说, 不管是写儿童的童真, 或写“底层”的社会生活, 还是写男女之间纯洁无瑕的恋情, 萧乾都无不采用一种独特的审美操作方式———他在作品中很少一咏三叹、一泻无余直接抒发内心的情感, 而总是充满着情感的节制、客观的描述。这种独特的操作方式使得他的小说作品含蓄蕴藉、舒缓幽美, 不仅使他的小说进入了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情感渗透的诗性境界, 而且富有审美体验的沉潜和幽微。 在艺术创作中, 情感的节制主要表现为作家善于调控自己主观情感的过分流露, 创作主体情感的释放要恰如其分, 它既不像鲁迅在《呐喊》中所表现的那样深沉冷峻, 也不像郁达夫在《沉沦》中所表现的那样歇斯底里、忧愤不平, 而是既不大悲也不大喜, 既不大哀也不大怨, 创作主体对创作对象也冷热有度, 不动声色。沈从文称这是“情绪的体操”, “一种使情感‘凝注成为渊潭, 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1。 年轻的萧乾对于当时艺术界流行的赤裸裸毫无节制的创作模式持有着强烈的异议, 认为那时代“除了一部分作家滴着‘爱莫能助’的同情泪, 在黯淡的角落里写着人道主义的小说外, 文艺界成为了一个繁荣的鸟市, 一个疯癫院:烦闷了的就扯开喉咙啸号一阵;害歇斯底里的就笑出响朗的笑;穷的就跳着脚嚷出自己的需要;那有着性的烦闷的竟在大庭广众下脱个净光”2。这个评价虽然带有一些偏激、一些刻薄, 但他却在反对当时文艺创作穷于歇斯底里、毫无遮拦进行情感宣泄的同时, 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一篇题为《客观化些》的“答辞”中, 萧乾指出, 文章仅仅是用“血和泪”写成仍然不足, “你还得把‘血和泪’客观化了, 再洒到纸上……好的文章不是情绪的反应。它本身须是一种刺激。那些哇哇地哭着秋天凄凉的词客引不起我们悲感, 因为作者自己淌的泪已经太多了, 我们感受的只是他哭泣的凄惨。……你该做的还有引动别人的悲感。”3“艺术之崇高处恰在能够客观化。”4 萧乾这里反复提到的“客观化”, 实际上就是指作家在创作时要有节制地控制自己的情感抒发, 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去描写生活, 让自己的情感与创作对象的情感相互交融、互为一体, 要隐而不露、含而不发。“无巧不巧, 自然天成”, 只有如此, 才能使作品富有艺术的美感。 萧乾是一位注重艺术真实的作家。为了客观真实地展示生活的本来面目, 萧乾明确地重申“文学是自叙传”这个郁达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申述过的观念, 认为“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想象的工作只在于修剪、弥补、调布、转换已有的材料, 以解释人生的某一方面”5, “在文坛上有成就的人也莫不是和现实生活有密切的接近”5。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 一个小说作家在自己作品中所揭示的社会生活, 应当是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并经过自己艺术加工的生活。但对萧乾来说, 这种艺术加工却主要体现在通过想象去“修剪、弥补、调布、转换已有的材料”, 材料方面作家则总挑自己生活中最熟悉也是感受最深的写, 有的是作家早年喜爱的人物 (如《邓山东》里的邓山东、《印子车的命运》里拉印子车的秃刘) , 有的是作家早年生活的一个影子 (如《篱下》《落日》《矮檐》中的少年) 。因为写的都是作家的经历见闻, 写的都是作家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小世界, 所以他的小说往往渗透着作家自己的血和泪的人生体验。 如萧乾的短篇小说《篱下》, 这个短篇堪称是他的一篇自传体最强烈的小说, 是他对自己早年生活的惨痛的回忆。文章写环哥的妈妈被在京城里颇有油水的爸爸休弃并赶出了家门, 无处可去, 只好带着独生子来到城里的姨妈家借住。尽管母子在这里含垢忍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生活, 然而结果还是被道貌岸然、表面温善、心口不一的姨夫所驱逐。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通过环哥母子的不幸遭遇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孤儿寡母的凄惨生活着实令人潸然, 但在叙述故事人物时, 作家却能竭力抑制自己喷涌的情感, 而以一种冷静、节制的艺术笔调把故事中的一切给予真实的再现, 对于故事里的所有人物, 不管是寄人篱下的环哥母子, 还是表面温善内心虚伪不能容人的姨夫;不管是白嫩腼腆文静体面的表弟妹, 还是无可奈何只能屈从丈夫意志的姨母;他都能做到不偏不袒, 如实地把他们的言论、外部动作客观地记录描写出来, 使得故事中的喜怒哀乐、世态炎凉, 都自然地任其呈现, 没有矫饰夸张, 只用发展的故事本身而非借助自身的情绪反应来撼动读者。比如故事的开头写环哥妈被休, 无处可去, 此时作为一个弃妇, 其内心极度的凄婉愁苦可想而知, 但是作家并没有像当时流行的作品那样, 使用大量的笔触去浓笔重抹弃妇的鼻涕和眼泪, 或者肆意铺陈弃妇心中的愁苦和凄凉来赢得读者的同情, 而是扭转笔锋, 站在第三者的角度, 冷静客观地描写了少不更事的环哥在去姨妈家的路上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