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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礼与法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礼”与“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地位, 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所蕴涵的合理因素和时代精神, 作为文化传统的精华被社会广泛接受和继承发展, 也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 一、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著名学者庞朴先生较早指出“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应该是两个概念, 不能混为一谈, 他认为:“传统文化是过去的已经完成的那些东西”, 是“死的”;“而文化传统是……那个活的东西”。这其实是说, 传统文化是死的文化, 而文化传统是活的文化。汤一介先生将这两个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文化传统是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 是一个动态的流向;而传统文化是指已经过去的文化, 是一个静态的凝固体。对后者,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历史上的现象来研究, 可以肯定它或者否定它, 而对前者, 则是如何使之适应时代来选择的问题, 因此它将总是既有特殊性 (或民族性) 而又有当代时代精神的文化流向。不管人们愿意或者不愿意, 一个能延续下去的民族的文化总是在其文化传统中, 而且不管如何改变它仍然是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 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进行区分并作了较详细的阐发的还有朱维铮先生。他从文化学的角度, 将二者作了如下界定:“传统文化属于历史, 而历史属于过去。过去种种, 都已是既成事实, 决不因逻辑上尚有各种可能而改变, 也决不因理论上会有各种解释而改变……在历史上存在过、兴旺过, 但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已消逝了的传统, 自然失去存在的依据。体现这种传统的文化形态, 无疑都属于死文化……相反, 先辈曾经认定是合宜的行为规范, 以后继续被认为合宜的, 被认为往古社会所累积的最佳经验, 体现这种传统的文化形态, 属于历史的遗存, 却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依然存在, 尽管已经变了位并且变了形, 那就是活文化。后者就是人们习称的文化传统。” 三位先生均认为传统文化即是死的文化, 是一个过去式;而文化传统是活的文化, 是一个现在将来式。 但对于“传统文化中是精华糟粕共存, 而文化传统皆是精华, 或主要是精华”的看法, 丁守和先生对此有其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在长期的君主专制社会中, 无论是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学术、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物宝藏, 一直到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 都可以说是传统文化, 其中确实是精华与糟粕杂陈。而传统文化中积累积淀下来的传统, 固然有好的, 但不好的或糟粕则更多些。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愈益严厉和专制主义的惯性, 一直到后来还看到它的影响。” 可见, “传统文化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 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 它支配著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 或者是极难变的……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 历史实践证明,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一经形成, 或在不同的时代赋予它新的内涵, 使其发生量变。除非遭遇大的社会变革, 否则很难动摇其地位使其发生质变, 即使遭遇变革, 也未见得就能使其消失。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一部分, 虽然存在着不合理的成分, 但其中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关于人际和谐等传统美德, 历经中华历史上数次社会大改革, 这种文化传统不仅没有发生消变, 反而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依然被大力提倡。显然,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之间还存在一个变异性和稳定性的区别。 二、 主要规范的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礼”是一个内涵极为广泛、也最为复杂的范畴。对于“礼”在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性, 张晋藩评价说:“在世界历史中,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和制度的生命力可与中国的‘礼’相提并论。”“从个人到家庭, 从社会到国家, 从生产到生活, 从言论到行为, 无不为礼文化所包容、所调整。秦砖汉瓦, 编钟乐舞, 宫室殿庭, 天坛圜丘, 是礼的物质遗存;汉唐明清的众多礼典是礼的精神遗存;事长以礼, 尊师以礼, 是礼的规范遗存。尽管斗转星移, 沧桑巨变, 但剥除礼的糟粕仍有值得吸收的精华, 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这是了解中国传统国情、社情、民情的一把钥匙。” 礼实际上对全社会起着一种法律的调节作用, 完全具备法的性质, 但又不限于法。“引礼入法”的法律儒家化过程奠定了古代“礼”的“大法”地位。礼的精神, 礼的规范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保证国家机器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主要规范, 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成为整个社会法律制度的最高指导原则。 第一、从法社会学的角度, 礼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词源上“礼”最早的字意是礼器, 指祭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