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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鸿沟的空间研究 一、 “数字鸿沟”的提出及其解释 据最新统计，目前世界上有8.88亿互联网用户，占世界人口的13.9%。1伴随着设备和服务价格的下降,全球上网人数在过去几年已翻了好几番。事实上,互联网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以最快速度扩散的技术。然而,这种繁荣景象也伴随着严重的隐患,因为这种快速扩张是极不均衡的。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量分布差距比富国与穷国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的悬殊程度更加严重 (胡鞍钢、周绍杰, 2002)。如此,一方面少数国家和地区在迅速地信息化或网络化,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或隔离化。同时,国家内部也存在互联网使用的地区差异,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城市之间都十分明显。事实上,技术基础建设、财富和教育资源在地球上的不均衡分布,会导致信息技术使用在地理空间上的差异,这正是“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的主要表现之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并没有像人们当初所料想的那样缩小了地区之间的差距,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在扩大原有的差距 (黄少华、韩瑞霞, 2004;邱泽奇, 2001)。 这种“数字鸿沟”问题已日益受到各方关注,因为在信息时代,接入和使用信息技术具有重要的社会发展意义。本文试图从空间视角研究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即分析和解释中国互联网用户在城市和区域中的增长和分布状况,及其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紧密联系,以期为城市和区域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主要实证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互联网用户的省际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二是互联网用户在城市体系中的分布差异。在具体分析之前,本文将首先对“数字鸿沟”的概念及其表现作一梳理。 二、 “数字鸿沟”的概念及其空间表现形式 (一) “数字鸿沟”的内涵与特点 简单来说,基于互联网的“数字鸿沟”就是使用互联网和不使用互联网的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是一种最常用的定义,它暗示着“数字鸿沟”是一种具有个人特征的个人层面上的现象 (Hwang, 2004),是否使用互联网可以成为社会分层的新维度 (邱泽奇, 2001)。互联网会使得有权力的人更有权力,没有权力的人被忽视,其结果是两极分化。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观察到的:“网络社会创造着平行的通信系统:一方面,为那些高收入、高教育(字面上的)、高连接性的人提供低成本、高速度的丰富信息;另一方面,那些缺乏连接,被时间、成本、不确定性等门槛因素孤立起来的人只能得到过时的信息。这两个体系中的人们并行生活、相互竞争,显然连接性的优势是无比巨大的。那些早已处于贫困中的人们的问题(低收入、低教育、公共制度的低参与性)更加被人忽视和排斥”(UNDP, 1999: 6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了一个更为详细的定义,认为“数字鸿沟”是“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商业部门和地理区域,在接入信息和通信技术和利用互联网从事各种活动的机会上存在的显著差距”(OECD, 2001: 5)。其内涵可解读为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资源分配不均,及其所造成的对于新技术应用的不平等,导致地区之间、族群之间、甚至个人之间“拥有”与“未拥有”的状况逐渐增加;而且,它对社会的影响,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将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而加剧。因此,“数字鸿沟”可视为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所造成的一种社会现象。 “数字鸿沟”具有多维性或多重性,一般可分为三个层次 (金文朝、金锺吉, 2005):首先是接入信息设备和信息,即信息的可接入性,指拥有信息媒体的接入能力;其次是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指与使用信息资料有关的所有行为,包括信息设备的操作、对软件的熟悉以及搜索信息的能力;最后是接入或欣赏信息价值的能力,即信息意识(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指使用者判断信息究竟是否有价值的能力。目前,大多数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集中在探讨接入或软硬件使用能力的差别上,尤其在定量研究方面,主要分析信息的可接入性问题,即前述第一层次的差异状况。 信息技术的渗透率是衡量这种差异现象的最常见指标,对互联网使用来说,就是指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在互联网扩散的早期阶段,渗透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如前文所述的定义那样,“数字鸿沟”集中体现在与技术、信息和社会“连接”和“不连接”的公民之间。但是,随着技术的广泛扩散,仅仅考虑渗透率是不够的,因此,关键议题已从普遍拥有的问题转变到主动接受的问题。如黄 (Hwang,2004) 在研究韩国的互联网使用状况时指出,韩国的渗透率已经超过64%,必须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用户内部的差异,而不仅仅是用户与非用户之间的差异。然而,目前我国总人口中的互联网渗透率还只有7.2%,甚至许多人根本没有上网的机会。因此,在互联网发展阶段的中国,“数字鸿沟”的首要表现仍然是“有”和“没有”之间的差异。而对于互联网使用质量的关注可能还只是少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