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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公司治理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的亚子施密在《国家财富理论》中讨论的代理问题。他认为，由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在上市公司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有效的制度来解决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Berle和Means于1932年的一篇开创性研究成为公司治理理论文献的开山之作, 他们在对大量的实证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发现现代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了分离, 控制权从所有者手中转移到管理者手中, 而公司的管理者常常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而非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应该强调股东的利益, 实现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制衡。从此,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公司治理问题受到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产生了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基础的单边治理和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共同治理两种代表性的治理理论。 一、 股东利益至上的公司治理实践 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基础的单边治理理论认为, 企业是股东的企业, 股东拥有企业的全部所有权, 企业的目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从而主张“资本雇佣劳动”即物质资本主导治理模式的稳定性和合理性。其代表人物主要有Shleifer、Vishny和Tirole等。例如, Shleifer和Vishny认为公司治理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向公司所提供资金的供给者能够从投资中获得收益;Tirole认为公司治理的标准定义为对股东利益的保护。单边治理的理论依据是现代企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由科斯开创的企业理论回答了为什么企业必须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经营的问题, 比如:Alchian和Demsetz曾经从团队生产的监督差别角度解释了最优的契约形式是由监察者拥有古典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从而为资本家得到企业利润提供了证据;Grossman、Hart和Moore等人从资产专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角度证明了由于物质资本的专有性和不可证实性使得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应该掌握企业的所有权 (即剩余控制权) ;Jensen 和Meckling、Fama和Jensen等人也分别从代理成本角度、风险分担和决策程序角度证实了企业为股东所有并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经营的合理性。可见, 企业理论的成熟和完善为股东利益至上的观点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而委托—代理理论则为如何进行公司治理即治理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它主要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激励—约束机制使代理人努力工作。 对于为何只有股东才拥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权, 即公司治理的权力来源问题, “股东利益至上”的单边治理理论主要有两种理论流派:一是“剩余索取权”理论;二是“剩余控制权”理论。 1. “剩余索取权”理论的缺陷 “剩余索取权”理论认为谁承担剩余索取权, 就承担了剩余风险, 从而具有对公司进行治理的权力, 并认为所有者是剩余索取权的天然拥有者, 占有剩余的动机促使所有者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所有者追求的是剩余最大, 而经营者追求的是自身报酬最优, 在给定企业收益的情况下, 二者的利益相互侵蚀使得所有者产生对经营者治理的需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剩余索取权”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18世纪末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鼻祖萨伊。萨伊认为, 劳动、资本和土地是商品生产的三个要素, 是其价值的源泉, 每一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应得到他们各自创造的收入, 即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息1、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若当事人行为和企业的产出均可测, 可以依据各个要素所有者的贡献来给予这些当事人应该得到的收入, 这样, 企业生产分配效率达到最优, 帕累托最优分配均衡实现。但是, 由于信息不对称, 主体行为不可测、产出不可测或二者均不可测成为现实世界的主要特征, 人们无法准确地判定企业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各种状态下各要素所有者的贡献, 这样就不能按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 最优帕累托分配均衡无法实现。“剩余索取权”理论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让某一类或几类人承担剩余索取权, 并且由不同的人承担带来的效率也不一样, 企业产权安排和产出效率以及物资资本更高的偿付能力等原因决定了资本提供者有占有企业剩余的可能。具体到公司治理, 就是只有股东才能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 但是, 用“剩余索取权”理论来指导公司治理是有缺陷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剩余索取权”本身不是一个好的概念。在Jensen和Meckling的契约分析框架中, 他们用剩余索取权来定义企业所有权和投资者权力, 指的是对企业收入在扣除掉所有的固定的合同支出 (如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 的余额要求权。但是, 剩余收入往往是多方分享, 特别是在新经济2背景下, 不单只有投资者, 其他人比如经理人员甚至普通员工也参与剩余收入的分配, 从而也具有剩余索取权。这使得在很多情况下谁是剩余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