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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清末中国的防空建设

自20多年前以来，李鸿章被命令监视北洋的海防工作20多年。北洋海防建设不仅是李鸿章后半生最重要的活动,也是清末中国海防建设的缩影。探析李鸿章同北洋海防建设的关系,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无论是对李鸿章的研究,还是对近代中国军事历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民法典》认为,中国的军事战略主要是抵御外侮,是中国军队建设的重点

1870年天津教案后,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不久,清廷宣布撤除三口通商大臣一衔,代之以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除经管通商事务外,同时授予他兼管“洋务海防”诸方面的权力。从此,李鸿章凭借其掌握的北洋政治、经济、军事大权,逐步开展北洋海防建设。

先前,清政府的海防重点一直是在东南沿海。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虽然在大沽两岸及周围修筑了30个炮台,配置大小火炮120余门,使京都门户天津的沿海防卫得到加强,并将山海关的炮台“略事修整”。但是,奉天、山东两省的海防仍呈废驰空虚的状态。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伊始,即着手改变这种状况。1870年11月18日,上任仅6天的李鸿章在《裁并通商大臣酌议应办事宜折》中,就将海防问题作为一项急需的“应办事宜”提了出来:“大沽海口南北炮台最为扼要,而守兵过单,守具亦未精备。杨村、河西务、王庆坨等处均系由津进京要路,将应否拨营修筑炮台,以壮声势,均当次第妥善处理。表明了他对北洋海防的关注。

李鸿章对海防问题的重视,主要是为了抵御外侮,具有反侵略的积极性。他指出,鸦片战争后,“东南海疆万余里,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②面对如此严峻之形势,他多次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在沿海筑炮台,购利器,屯劲旅,置兵船,切实“整顿海防,洵属未雨绸缪之策”。

从这种认识出发,李鸿章不仅认为,在整个国防战略中,海防同塞防相比,居有更重要的地位;而且中国海防建设必须有重点地进行。

1874年发生的日本侵台事件,对清朝当局的震动不亚于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感到,对海防问题“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患不堪设想”,遂就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6个问题,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筹议。是为海防大讨论。在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力主海防建设应以北洋为重点。其理由是:第一,北洋所包括的直隶、山东、奉天三省,“屏蔽京师,关系全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能守住此“最要”之地区,“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第二,以北洋为重点,是防备日本侵略的需要。自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所采取的许多防务措施,都着眼于防卫日本的侵略。李鸿章也多次指出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今日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取日本起见”。而北洋地理位置与日本最为接近,“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特别是70年代以来,日来不断窥伺朝鲜,李鸿章指出,在此情况下,无论是为了防御日本对中国本土的侵犯,还是在日本侵略朝鲜时能有效地采取应援措施,都必须以北洋海防的强固为基础。

李鸿章强调北洋海防的重要地位,要求清廷着重加强北洋防务,虽然有其借发展北洋而发展淮系势力的动机,但其主要考虑的是抵御外侮,有其合理性。而且,他的海防以北洋为重点的思想,也符合清朝最高当局的心意,从而接受了他的主张,确定了优先发展北洋的方针,并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名义上它是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海防海军事务的机构,实际上主要是抓北洋海防建设,而且实权掌握在李鸿章手中。这样,李鸿章海防以北洋为重点的主张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二京东北部的海上数据和军火

在经营北洋海防期间,特别是1875年海防大讨论后,李鸿章对北洋海防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原则。

第一,重点设防,以拱卫京师安全为主要目标。李鸿不仅认为,就全国来说,海防建设应该有重点,对北洋海防来说,也应该有重点。而重点设防、扼要守险又必须服从防止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由海道进入渤海,威胁北京安全这一目的。由于北洋“以旅顺口为首冲,大沽、北塘及山海关内外为要冲,尤关系畿疆要害”,所以他决定以天津、山海关、旅顺、威海等三四处为北洋设防重点。重点设防的基本方法步骤是:以京畿为中心,先近后远,逐步扩展。由于天津大沽是南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等五河入海处,北连辽东,南走登州、莱州,是北洋第一重镇,京都门户,而天津又“以旅顺、烟台为锁钥”,从拱卫京畿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李鸿章经营北洋海防采取了“先治大沽、北塘炮台,以固隩区;复筑新城,以为后拒”,然后建设旅顺、威海,最后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