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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秉文与民国初期的场域

一、郭法人、其在民国早期中国的教育大变革中地位与作用

在中华民国黑暗如火花的教育工作者中，郭炳文因其混乱的教育生活而令人惊叹。另一方面，他是民国初年回国留学生中的最好使者。回国后，他广泛接触新教育集团，充分利用现代报纸和媒体，培育新教育的“公共空间”，传播新教育理念，实施新教育实践，思想和行为同步。他很快就成为了新中国教育的著名明星。他也是中国教育的国际发言人。另一方面，如果他处于人生巅峰，这种快速的趋势将使他陷入政治困境，并被迫离开国内教育。从那时起，中国国内教育很难看到它的声音和痕迹（他在国际舞台上努力代表中国教育）。这种巨大落差,难以在其他教育家的身上重现,因此,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其始也兴,其亡亦速”的独特景象。另外,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一位行动大于思想的人,所留下的系统大部头的教育论著并不多,其教育思想火花更多是一种实践性总结,散见于民国早期的各类教育期刊中。因此,长期以来,郭秉文这样一位很早就声名显赫的教育家,其声音与踪迹却淹没在历史巨流中。迄今为止,除了郭秉文重要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教育制度史》等少数论著再版外,还没有一部收罗全面的《郭秉文教育文集》或《全集》公开结集出版。多年来,除了少数受他当年栽培的桃李外,其思想与业绩并不为其他后来者特别重视,有关研究亦多属纪念性的回顾。近十余年来,这一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已有学者专门深入地讨论其办学的实绩与思想,并有专门的“郭秉文教育思想讨论会”召开1。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学术界对郭秉文的研究,仍多集中于郭氏本人的教育理念与办学成就,尤其是其办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实绩方面,而对于郭秉文与民国时期教育界的关联,鲜有全面的论述,仅有少数论文提及其与国际教育界交流。要想全面准确理解与把握郭秉文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特色与地位,学术的视域仍有待进一步放宽,只有将其置身于民国教育界之中,从前后左右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得到真切的理解和把握。

笔者认为,知人论世,只有将郭秉文置身于民国早期中国的教育大变革中,才能真切地把握郭秉文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地位与影响。张灏先生曾专门论及1895至1925年前后三十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主要的变化有二: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体的大量涌现;一是新的社群主体———知识阶层出现。1郭秉文在现代中国教育界活跃的年代,正处于张灏先生所言转型时代的后半期,郭秉文深度参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几个关键因素———新式传媒、学校与知识阶层的建设中,尤其对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的知识人。只有充分理解了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年代的意义,才能充分认识郭秉文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和贡献。同时,笔者亦认为,郭秉文并非凭借一己之力来谋求中国教育的新生,应该充分认识到,在那样一个关键的转型年代里,有一群像郭秉文一样抱着“教育救国”理念的知识人,共同谋划中国教育的新生。因此,只有将郭秉文放置于这样一个群体中,从群体的相互关系与影响中,才能真切地把握郭秉文所思所为的特别意义。换言之,需郭秉文置身于民国早期中国教育的“场域”之中,正如法国思想家布迪厄所说,“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giguration)。”说得更为直接一点,“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在思考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的关系时,始终要考虑到以郭秉文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网络”问题,注意考察郭秉文师友关系中的地缘、业缘诸要素,并要围绕现代传媒(如《新教育》杂志)、新式社团(如江苏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新式学校(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和郭秉文时代的南高与东大),放宽视域,将郭秉文置身于民国早期中国教育的转型的各种网络中,通过郭秉文所思、所言、所行,来探讨其与对民国教育界多重关系,来把握郭秉文在民国早期教育转型中的角色、作用与地位。需向读者特别说明的是,一篇小文是无法对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的关系作一全面论述,本文所能补充的,只是就前人研究中相对薄弱的几个侧面,诸如民国教育界何以成为一个新思想运动的中心“场域”?郭秉文何以能成为民初教育界的中心人物,背后的资源何在?其办理南高东大,除了实际业绩外,对近代中国学术的派分等“虚”的一面影响若何?1925年郭秉文离开中国教育界,当作何评价?对于前人研究相对比较丰厚诸如郭秉文的教育思想与办理东南大学的业绩等问题,本文则多作为背景作简单的引述,不再重复展开了。

二、以哲学、思想影响民国时期中国教育运动

郭秉文活跃于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