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问题与对策.docxVIP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问题与对策

检察官办公室的建立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范围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上的重要性与其受重视程度并不成正比。首先,尽管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实质性推进及有效运作必须依赖于科学、合理的作证范围,但学界针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侦查人员的证人资格、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可行性等方面,而鲜有深究其作证范围。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以几近一致的条款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限定为有争议的勘验、检查笔录及搜查笔录,然而司法实务中侦查人员针对上述“争议笔录”作证的实例却是凤毛麟角。再次,2005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级法院在开庭审理死刑第二审案件时,对于那些控辩双方存有争议且对于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应当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而侦查人员却并未被规定为上述“关键证人”。

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以下简称《纲要》)。该《纲要》在“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制度”部分明确指出:“建立健全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和保护制度,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使得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范围成为理论与实务界备受关注的焦点。并非每一起进入诉讼程序的刑事案件都有证人,但必有办理案件的侦查人员。要求每一起案件的相关侦查人员都出庭作证在我国当前国情下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因此,如何合理地界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使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范围合理化、明确化,在兼顾诉讼证明结果真实性与证明过程正当性平衡的同时解决其可操作性问题便成为本文关注的核心。

一、内涵解释是调查员的层次和特殊性

(一)我国刑诉中证据适用证明对象规范的实践

侦查人员1出庭作证的范围也即侦查人员出庭证明的对象范围。在逻辑结构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证明对象范围可在抽象与具体两个层面上展开:即规范层面上的证明对象范围与诉讼层面上的证明对象范围。

规范层面的证明对象范围从宏观上决定着哪些问题可能会成为现实的证明对象,具有设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范围边界的重要功能,其直接决定着侦查人员实然的出庭作证范围。实体法规范层面的证明对象由实体法规定,主要是案件构成要件事实,包括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两个方面。侦查人员程序法规范层面的证明对象指侦查人员依其职务行为感知的程序法事实。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第2编第2章“侦查”中规定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侦查实验,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专门调查工作及刑事诉讼法第1编第6章强制措施所规定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

诉讼层面的证明对象是连接法律规范与社会生活事实的桥梁,其伴随着诉讼的进程而展开。在此层面上规范层面的作证范围被具体化为与诉讼活动密切相连的实然作证范围。在具体的诉讼中控、辩、审三方通过自己的诉讼行为共同推动侦查人员规范层面作证范围的具体化。首先,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批捕与起诉等侦查监督行为,以退回补充侦查的形式修正侦查行为的内容,并通过提起公诉的方式将实体法事实导入裁判者视野。起诉书指控的内容客观上规定着实然的侦查人员作证范围。其次,由于我国实行职权探知主义,在诉讼过程中法官认为需要查明的事实其有义务进行庭外调查,或建议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导致新的案件事实进入裁判范围,推动证明对象的具体化。最后,控辩双方均可通过积极的抗辩,通过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事实主张,将一些新的案件事实引入证明对象范围。因此,在检察官提出初步证明对象后,法官和被告方还可通过各自的诉讼行为推动证明对象的进一步补充、调整,使得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具有动态性、发展性的特点。因此,只有争议事实、法官或控辩双方有一方要求侦查人员予以证明的事实才是具体案件中侦查人员真正需要出庭作证的证明范围。

值得关注的是,在设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范围时应当充分考虑其作证范围的规范层面与诉讼层面及其二者的关系,避免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范围的界定上出现以下弊端:一是在规范层面上进行“理论推演”,不当扩大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二是在诉讼层面上以“争议”为借口不当扩大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

(二)审查人员出庭期间的特殊性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范围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与普通证人作证的区别上。

1.关联性:证据的证明力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普通证人出庭主要就案件的实体法事实作证,主要解决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问题,作证的重点在于证据的证明力。侦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