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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经典科幻电影《霍桑探针》与《中介组织》比较研究

《斯诺探索》是英国作家科南迪尔为讲述斯诺而设计的一系列侦探小说的总称。爱伦巴的《莫格街谋杀案》结束后，它成为了侦探小说的一个新阶段。小说中的伟大检察官瑞金也成为了著名的人物。而《霍桑探案》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最高成就,是中国现代作家在翻译、借鉴西方侦探小说基础上的创新,所以,两种“探案”具有很大的可比性。

众所周知,《福尔摩斯探案》是西方古典侦探小说的代表,自它诞生起就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它也是中国最早翻译的外国侦探小说,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上海《时务报》首先刊登了张坤德译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此后翻译、模仿柯南道尔之作的大有人在,程小青是其中之一。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正是在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之后,学习借鉴西方侦探小说创作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创作的,因此就连他书中的主人公——霍桑也被人们誉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程小青十三岁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一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平时就喜欢动脑筋分析问题的他,对之爱不释手,反复研读。1916年,应中华书局之约,他与周瘦鹃等合作用文言文翻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十二册,该书非常畅销,至抗战前已再版二十次。1926年,应世界书局的书商沈之方之约,他与别人合作又一次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不过这次用的是白话文还加上了新式标点和插图,因而更受读者的欢迎。通过翻译柯氏之作,不仅激发了程小青创作侦探小说的欲望,也帮助他进一步掌握了侦探小说的写作技巧和要领,《福尔摩斯探案》的写作模式后来就一直贯穿于他的《霍桑探案》的创作之中。程小青对柯南道尔也推崇至极,他曾经在《论侦探小说》一文中说:“十五年以前,笔者曾译过一部《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可以略略窥见侦探小说的作风和体裁的演进的史迹。内中要算柯南道尔的努力最大,成功最伟。他的福尔摩斯探案,自从1887年第一篇《血字的研究》出版以后,先后创作了长短六十篇之多,不但福尔摩斯的名字不胫而走遍了全世界,而侦探小说的名目也因此而得到了更普遍的认识和更确定的成立。所以我们就说柯南道尔集了侦探小说的大成,也不为过。”从程小青对柯南道尔的评价及其两次致力于翻译柯南道尔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柯氏的崇敬。

在一定意义上说,模仿是创新的必由之路,无庸讳言,《霍桑探案》对《福尔摩斯探案》有着明显的模仿因袭痕迹,这首先体现在它们相同的结构模式,即福尔摩斯——华生模式。为了侦探小说设置悬念的方便以及反衬侦探的高明,柯南道尔在侦探小说中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助手——华生,由此也奠定了侦探小说的这种基本创作模式:福尔摩斯——华生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把侦探心中的真实想法掩盖起来,把读者引入歧途,然后由侦探来揭示谜底,反衬出主人公高超的侦探技巧。《霍桑探案》因袭了这一模式,也为霍桑安排了一个助手——包朗,包朗和华生的地位、作用完全一致。所以,程小青在总结侦探小说创作规律时说:“譬如写一件复杂的案子,要布置四条线索,内中只有一条可以达到抉发真相的鹄的,其余三条都是引入歧途的假线,那就必须劳包先生的神了,因为侦探小说的结构方面的艺术,真像是布一个迷阵,作者的笔尖,必须带着吸引的力量,把读者引进了迷阵的垓心,回旋曲折一时找不到出路,等到最后结束,突然把迷阵的秘门打开,使读者豁然彻悟,那才算尽了能事。为着要布置这个迷阵,自然不能不需要几条似通非通的线路,这种线路就须要探案中的辅助人物,如包朗、警官、侦探长等等提示出来。他提出的线路,当然也同样合于逻辑的,不过在某种限度上,总有些阻碍不通,他的见解,差不多代表一个有健全理智而富好奇心的忠厚的读者,在理论上自然不能有什么违反逻辑之处的”。包先生的作用和华生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发现并提出看似正确但却行不通的线索,发表高明却永远略逊一筹的言论,以衬托侦探的超人智慧。

《霍桑探案》对《福尔摩斯探案》的模仿还体现在霍桑和福尔摩斯的形象也极为相似:第一是两个人性格上的坚毅以及对客观事物观察的细致入微几乎是完全一致的。福尔摩斯对自己所承办的案件,几乎毫不例外的都要到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查,对于现场的各种物品,即使是未烧完的纸屑、烟灰等也不肯放过,霍桑在这方面也是行家。例如在“白衣怪”一案中,霍桑就是凭借未烧尽的火柴梗这一重要线索查明真相的。第二,在知识结构上二者也极为相似。两人除侦探本职外,对数理化各学科及社会科学中的犯罪心理学及哲学、法律等均有一定的研究,特别对侦探学和犯罪心理学有精深的研究,这实际上与两位作者的知识结构和社会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柯南道尔是名医生,程小青也专门学过犯罪心理学和刑侦学。第三,二者均有固定的生活习惯,如晨起锻炼等,都是风雨无阻。第四,霍桑和包朗的默契搭配也和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关系极为相似。福尔摩斯奉行独身主义,柯氏没有提及他的妻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