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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记》看音乐的社会功能

一、用西方的理论视角来探讨问题

《音乐》是中国古代“音乐”和“艺术”的专业书籍。旧传有23篇,现存11篇,见于《礼记》卷11(题为《乐记第十九》)和《史记》卷24(题为《乐书第二》)。关于《乐记》的作者和成书的时间,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乐记》是儒家关于音乐理论的全面总结。

应该看到,从《乐记》诞生之日起,人们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研究,尤其是当代学者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宽广的视野,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宝贵成果。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学术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的端口不同,其结论往往莫衷一是。不论研究者各自关注的问题有多么重要、多么有意义,但如果不能顺利通过一个关隘,那么这个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个关隘就是《乐记》的核心价值观。

解读《乐记》的核心价值观,第一,不宜用西方文艺美学的立论方法来演说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乐记》,原因很简单,东西方的文化背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都大相径庭,我们虽然不否认文化的共融性和相通性,也不否认变换视角对于解决问题的意义,但是完全用西方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解决中国上古时期的理论问题显然不妥;第二,不宜用“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方法去精研细枝末节而回避了核心问题的解决,尽管这样做有时也能以百川汇聚的方式终归大海,但往往因为一叶障目的原因而最终未能见到泰山;第三,不宜用学科之间简单交叉的方法标新立异,音乐与哲学一交叉就是音乐哲学,音乐与美学一交叉就是音乐美学,音乐与心理学一交叉就是音乐心理学,尽管学科交叉确有必要,但这种交叉决不是两个学科的简单相加或以一个学科的理论去套解另一个学科的现象。如果从文本出发,从整体入手,以一定历史时期的本土文化为背景,用主要范畴来解读并阐发《乐记》的核心价值观,也许是一个新思路。

《乐记》的论述虽然已经触及到了音乐艺术的本质、音乐艺术的价值根源、音乐欣赏与创作中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等重大美学问题,但其主旨并不是音乐作为艺术如何达成美的问题。请看原文: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这段文字起码传达出如下信息:一是就形式与内容而言,“德成”高于“艺成”,“行成”先于“事成”。德成是成就德行,艺成是成就技艺。行成是靠德性行事,艺成是靠技艺成事。如果我们把艺成和事成看作是美(形式)、把德成和事成看作是善(内容)的话,显然美是第二位的,而善才是第一位的。二是就音乐的创作者和表演者而言,制作古乐的先王高于“辨乎声诗”的乐师,“辨乎声诗”的乐师高于操器鼓乐的童者。“黄钟、大吕、弦歌、干扬”这些连“童者”都能“舞之”的“雕虫小技”,其层次显然达不到“辨乎声诗”的乐师演奏音乐的境界,而“辨乎声诗”的乐师也无法像制作古乐的先王一样对音乐由形式到内容做全面把握。我们姑且抛开童者、乐师、先王三者在政治地位和学养上的差别,单就音乐而言,童者所表现的是音乐的外在形态(美的形式),乐师所掌握的是音乐的技术手段(所有美的方法),而先王所把握到的是音乐的本质属性(美与善的统一)。由此看来,美在《乐记》中决不是第一位的。

《乐记》虽然也讲了音乐从何来、音乐何以在、音乐有何用等哲学问题,但这些追问并非是为哲学而哲学的追问,而是为音乐的社会功能寻找合理的解释。可以说,文中一切关于音乐的美学阐发和哲学的追问,都是解释音乐的核心价值。

《乐记》开篇对声、音、乐三个概念作了简单的介绍和必要的区分后就开宗明义:

“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这段文字一共使用了四个主要概念:礼、乐、政、刑。尽管这四个概念所指称的职能各不相同,但其目的完全一致:使民心齐同而实现国家的安定太平。也就是说,音乐的意义在于“同民心而出治道”——这就是《乐记》的核心价值观。

二、表现为“礼以道之志,乐以和其声”的核心范畴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救危机的办法,道家学派的老子以冷漠的心肠带着对礼的全面否定弃世而去,归于自然;墨家学派的墨子以兼爱的情怀带着对礼的极度不满而杖剑行走,游侠四方;而儒家学派的孔子却以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