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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影响下的洛阳唐代女俑

所谓“胡风”，是指胡族、胡人的风俗习惯及风尚、风格。“胡人”是我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先秦典籍中最早出现的“胡”是在《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粤无铸、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东汉人郑玄注释：“此四国者不置是弓也。……胡，今匈奴。”《史记·匈奴列传》：“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则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由此可知“胡”在战国时期特指的是匈奴。“汉之匈奴，即先秦时的胡，原本是匈奴的专名”。到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概念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开始“包括了匈奴系统和西域白种人两个层次”口]，这是因为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域地区居民进入了汉人的视线，汉人把这些西域地区深目高鼻的西域人称之为“胡”。东晋时期的“五胡十六国”之“五胡”，应指的是匈奴、氐、羌、鲜卑、羯，遂有“五胡乱华”的说法，显而易见，“胡人”的范围已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地区。进入唐代，“胡人”有了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来讲，“胡人”特指粟特人。粟特人在我国古代史籍中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等。《新唐书·西域下》指出：粟特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日安、日曹、日石、日米、日火寻、日戊地，世谓九姓，皆氏昭武”。他们碧眼、高鼻、肤白，其外貌特征明显与中原人不同；而从广义上来说，“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除北狄、奚、契丹、突厥等，还包括西边诸国的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高昌以及稍远的大食、波斯、天竺等。

唐代，胡风盛行，这与胡汉相融合的李唐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李唐皇室继承了胡族血统，坚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的“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和开放的民族政策，使唐代民族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唐代城市聚集了大量的自魏晋以来就迁徙至此的西域人及其后裔，仅北方境外部族内迁的移民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其中，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住为最多。在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原州、长安、蓝田、洛阳等地都有他们的聚落，从西北辗转到太原、范阳等东北之地也很多。另外，李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也做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规定归化中国的外来者，一方面具状送官府奏闻，一方面所在州镇给衣食并于宽乡附贯安置。同时，还免去了他们的十年税赋，这就更加吸引了外国移民，胡人蜂拥而至，移民社区纷纷成立，如登州的“新罗坊”，青州的“新罗馆”，敦煌、凉州的“昭武九姓”等。胡人远来，被朝廷视为外国来朝，为其提供了较为公平的生活环境，从而使西域胡人与汉人和谐共处。

胡人的到来，给唐代城市带去了一股强劲的“胡化”风潮。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对长安“胡化”现象是这样描述的：“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人们吃的是胡饼、搭纳一类的胡食，穿的是翻领、对襟、窄袖的胡服；戴的是虚顶、卷檐、搭耳、浑脱等各式胡帽；喝的是高昌酿法的葡萄酒与波斯酿法的三勒浆；演奏的是天竺、龟兹、疏勒、高昌等乐；跳的是快节奏的胡旋、胡腾舞；玩的是泼寒胡戏以及马球等外来娱乐游戏。唐代洛阳诗人元稹在其《法曲》诗中所写的就是对这一“胡化”生活的高度概括：“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胡服、胡妆、胡音、胡骑充斥于两京贵族妇女的社会生活之中。李泽厚先生说：在唐代，“中外贸易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云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及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由此可见，以“胡风”为美的社会审美风尚，是初盛唐社会生活的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胡风吹遍至大唐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于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

洛阳作为大唐帝国的东都，在武则天时期曾一度超越长安成为帝国的都城——神都。这里居住着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来移民，如平定突厥后归附唐朝的突厥贵族，有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与高句丽的降附贵族，还有中亚粟特地区的许多贵族和具有一定数量的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外国僧侣、外国留学生。不仅如此，洛阳还是著名的商业都会，城内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吸引大量胡商纷至沓来从事贸易活动。由于胡商众多因而城内有不少“波斯胡寺”、“胡祆祠”、“祆神庙”等。也许正是这种胡族习俗、异国文明、宗教文化与大唐本土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影响，才使得长期受礼教熏陶的汉族农业文化犹如注入了一种强心剂，不但让唐人在氣质上“大有胡气”，而且在立法上也颇富“胡风”，体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蓄的大气派。于是，生活在这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