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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祭与祠堂：新时代下浙西地区的宗族演变

摘要：衢州沟溪南宗孔氏自康熙末年开始从衢州城内峥嵘山迁入衢城西部山区，在清代中后期逐步拥有一套完整的宗族体系。族人依托于祖先坟茔、祠堂、族谱等传承宗族文化。本文通过口述访谈、实地走访、观察法等田野调查方法，以沟溪孔家村的视角窥探衢州南孔文化传承的历程，揭示新时代下南孔的发展现状。根据调研所得，分析沟溪村南孔文化未来发展趋势，继而为其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学术支撑。

关键词：南孔;沟溪村;衢州

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的沟溪村，是目前衢州市现存最大的孔氏后人聚居地，村内1300余人，其中，孔姓800余人。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当地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孔氏家祭。笔者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田野调查，对衢州沟溪当地的孔氏族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概述，分析孔氏南宗文化延续至今的原因，以及其在新时代下的新变化。

一、溪孔氏宗族演变述略

在沟溪村族谱、祠堂是孔家人在宗族层面上的集体表征。村中的“孔氏宗祠”自建立始就是村中孔氏族人从事祭祖活动的场所。族谱，一般又称宗谱、家谱，是维系家族内各个成员的重要纽带。族谱、祠堂等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宗族观念”等均可以看作父系继嗣原则的表达。通过族谱、谱碑等集体表征以及祭祖等仪式活动，父系继嗣的原则得到确认，宗族绵延的秩序得到保障。①

康熙六十年（1721），孔毓均携眷迁居衢州沟溪村。起初由于人生地陌，资金短缺、商途不佳，生活贫困，经五代人的努力，家境渐已好转。咸丰四年（1854），钦赐沟溪孔氏衢江边六百余亩荒芜淤地用于养马和开垦种植，当时沟溪孔氏人口只有一百余人，而可以种植的面积就有四百来亩，每人平均可分三亩多，这样沟溪孔氏的农业收入就相当可观了。当时村中孔广德和孔昭明叔侄二人，正当年富力强，就大兴土木，建造孔氏总厅，时间为咸丰六年（1856），广德44岁，昭明33岁。总厅建造后即兴办家墓和举行祭祖活动。

在沟溪的《孔氏家谱》上明确记载，始祖毓均子二：传福、传禄（殇）。传福子二：锦渭（殇）、继灏。六十九世继灏生四子二女，四子：广智、广仁、广勇、广德。此后，七十世孙便发成四房，即大房广智为明德堂;二房广仁为思鲁堂;三房广勇为世恩堂;四房广德为绂麟堂。四个房的族人逐代衍生，人丁兴旺，至今已在当地发展成为大族。

沟溪的南宗族人在当地践行着“耕读传家”的祖训，农耕时代，南宗族人劳作在乡间地头之时不忘朴素地读书热忱，内心怀有对学识的敬畏之心。早年间族人将族中耕地的租息用作建造村中的私塾并且聘请塾师，用于教授村中的孩子读书识字，村中老一辈的人小时候还在村中的小学堂里面念过书。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还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整饬，扫清妨碍社会文明和人们精神进步的障碍。在时代的浪潮下，部分孔氏南宗族人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在“文革”时期，沟溪村的族谱成为“破四旧”的破坏对象，80年代以来族谱得以重修。

二、家祭与祠堂：新时代下的演变

溝溪村内坐落着孔氏宗祠，三进三间，建成于清朝咸丰年间，在当地亦被村民成为“孔氏正厅”。祠堂是儒家祭祀先祖和先贤的场所，亦可作为各宗族成员举办婚、丧、寿、喜等活动的场所。宗祠体现着宗法制下家国一体的特征，是凝聚宗族团结的重要场所，体现了中华儒教文化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②村中的祠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而是连接家族关系，维系宗族血脉象征的一个文化符号。

吴良镛曾经在著作中发表了如下论述，任何建筑空间除了自身的居住、实用功能之外，它既含有物质内容，但更应该注入精神上的内容。③生活在村落中的村民受到以祠堂为基础的宗族意识影响，祠堂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是进行宗族内部活动的主要场所，逐渐形成了祠堂辐射村民的乡间文化传播模式。

建国后，村中祭祀孔子的活动一度陷入废止，祠堂的地位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过去在这里开班授课的村中私塾被迁到其他地方改建为小学;在此后的几十年了村中的祠堂一直被用作族人的居住场所。村中的孔家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日子过得倒也融洽。这种同宗族人共同居住的生活模式有助于加强族人之间的认同感以及对于宗族的归属感。

据村中年轻一代人回忆：

“我自小便在村中长大，那时孔氏的后人在沟溪村分为四房，当时我家是四户人住一房，其余三户均为孔氏家族的叔伯。小的时候这祭祀的祠堂本来是用来住人的，我们小时候那一群小伙伴经常会在祠堂躲猫猫，那个时候真有趣，大家一起玩很有伴。每房都有个大厅，那便是我们经常玩耍的场所，四户同族人家关系融洽，一直十分和睦。”（口述者：孔怡飞）

村中的祠堂在这几年被重新修缮过，是村中祭祀孔子的主要场所，在过去，村中的南宗族人在这里进行家祭、开办私塾、开展族内集体活动。现如今的家祭和早些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在祭祀祖先的仪式中摒弃了传统的繁文缛节，对祭祀的仪式和过程做出了适时的调整，族人是到城里的孔庙参加祭祀活动的，如今村中的家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