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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祭祖习俗的延续与变异

【摘要】近些年京族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但鲜有学者专门研究京族的祭祖习俗。作为我国西南边陲唯一以海为生的少数民族，京族有家祭、墓祭、亭祭三种祭祖形式。家祭和墓祭是“同宗共祖”观念下的同祖共祀，为理想型的祭祖活动，且墓祭的组织形式鲜明地展示了血缘共同体的基本结构。而哈亭的“诸家先灵”之祭祀为异祖共祀，为传统祭祖方式的变异类型，是京族先民根据意识形态模型建构而做出的适当调适，从而使京族地区的祭祖习俗呈现延续和变异的特征。与同祖共祀相比，异祖共祀则侧重于形成横向联盟式的共同体认同。这与京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团结与稳定。

【关键词】京族;血缘共同体;异祖共祀;祭祖习俗;变异

一、社会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京族是我国西南边陲唯一以海为生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的澫尾、巫头和山心三个近海岛屿上，俗称“京族三岛”。三岛位于祖国南疆的海边防地区，濒临北部湾，与越南芒街隔北仑河相望。约从十六世纪开始，京族的先民因生活所迫陆续从越南涂山等地迁入这一带。[1]7宋代，三岛一带为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之地;明代，因推行里甲制度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七峒中的四峒叛附安南;明朝后期，越南发生内乱，安南王将这些地区（现广西北仑河以北一直到广西的江平）归还中国;中法战争后的光绪十四年（1888），清朝设防城县，并置江平巡检司，直接管辖京族三岛。[2]35需要说明的是，中法战争之前，“京族三岛”的地方主权虽属中国，但由于该地属偏远海岛，开发程度很低，明清中国政府并没有设置官吏直接管理，于是当地社会形成了京族居民自治的局面。[3]96～97因此，京族先民移居三岛后，与邻近地区交往时身份较尴尬，越南人因他们居住在中国境内，称其为“唐人”或“客人”，而中国邻近地区的其他居民因他们讲越南话，称其为“安南人”。[4]132直至1958年，三岛居民正式定名为“京族”后，才“以‘少数民族的政治身份确立了他们在国家体制中的位置”[5]。因為如此，“当代中国京族人普遍有双层身份认同意识，即在国家层面上认同中华民族，在国内民族层次上认同京族”[3]95。

京族三岛现为三个行政村，且均为多姓杂居村落。据统计，聚居在三岛上的京族，共有30个姓氏，其中刘、阮二姓迁来时间最早，且人口也较多。[1]8在山心村，最早的拓荒者是刘姓，之后随着该村的不断开发，又有黄、龚、武、黎、梁、裴、杜、何、李、段、陈、范、施、张、林、陆、利等17个姓氏从各地迁入，最终形成9个生产小组。据笔者调查所知，这18个姓氏的祖先并非都来自越南。如六组黄氏的开基祖朝汉公为黄万定（因跟随伏波将军南征而留守南疆）的后裔，自防城华石乡那弯村迁来[6];龚氏先祖来自武陵，因其子孙的祖先神龛上都写着“武陵堂上历代先远宗亲之位”;利氏先祖来自北海市合浦县公馆镇南山村，而其远祖发祥于今河南省[7]。有学者从基因遗传的角度，更加有力地论证了京族人的大多数父系宗族很可能来自周边的东亚人。[8]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京族自然而然会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其实，京族在祖居国时就已深受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汉文化熏陶，因为越南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对中华文化有强烈认同，甚至在很长时间里以“中华”正统自居。[3]98

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京族跟汉族一样讲究祖先崇拜、推崇孝道。其中，祭祖是祖先崇拜的具体表现，也是慎终追远的孝道的重要体现，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明清以来，以祠堂为标志的宗族普遍出现后，民间发展出包括家祭、墓祭、祠祭的宗族祭祖活动。[9]172～183京族各姓虽在历史上未建有祠堂，但三岛的哈亭均设有“诸家先灵”之神位，在哈亭祭神时也祭祀了祖先，因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祭祖习俗——“异祖共祀”。所以依据祭祀场所的不同，京族也有家祭、墓祭、亭祭三种祭祖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京族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内容涉及京族的海洋文化、生计模式、民间信仰、族群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方面面。但是鲜有学者专门研究京族的祭祖习俗，即便有学者注意到京族“异祖共祀”的习俗[10][11]36～38，也未系统阐释同祖共祀与异祖共祀之间的关系。笔者于2018年3月至6月集中时间在山心村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当年9月又再次到山心村补充资料，两次田野主要通过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收集祭祖相关资料。因此，本文拟根据山心村的田野资料，在展示京族庞杂的祭祖体系基础上，试图呈现京族祭祖习俗的延续与变异，并以此分析“异祖共祀”的本质及意义。

二、家祭：家庭成员联系的纽带

家祭即以家户为单位，在每个家庭居住的房屋内进行的祭祖活动。它是民间最为原始，也是最为普及的一种祭祖方式。[12]京族先民迁居三岛后，在强烈的“家园意识”推动下，不仅“回乡接亲来同堂”，而且家家户户设神台供奉祖灵[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