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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祭祖说祠堂

祠堂，是古代举行宗族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维系宗族血脉与传承宗族精神的载体。祠堂所衍生的文化与姓氏文化和家谱文化紧密关联，对传承家族文化、增强凝聚力、稳定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崇根尊祖

2022年6月22日，公祭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天水是伏羲氏的诞生地、伏羲文化的发祥地和全球华人寻根祭祖圣地。自1988年天水市恢复公祭伏羲大典以来，这样的公祭活动每年都要举办一次。

此次公祭大典突出“弘扬伏羲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宗旨，以“讲好伏羲画卦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伏羲庙前古柏参天，旗幡列张，钟磬悠扬。人们怀着虔敬之心、传承之念，以太牢之礼、雅乐之仪，致祭于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的台湾新北也在举行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海内外中华儿女线上、线下共同拜祭人文先祖，许下美好的祝愿，祈佑中华文明永续、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像这样大规模的寻根祭祖活动不独在天水，在河南周口太昊伏羲陵、山西洪洞大槐树等处也经常举办。

河南周口太昊伏羲陵在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举行为期一个月的朝祖庙会，称“人祖庙会”，当地人又称“二月会”。庙会内容包含多种活动，如马戏、梆子戏、龙灯、担经挑等，人们不仅可以瞻仰伏羲陵，祈求庇佑，还可以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少海外华人也组团来这里朝拜，以示不忘中华之根。

山西洪洞大槐树虽然不是人祖圣地，却是中华姓氏重要的集散地之一，大槐树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为文化根脉的象征。这里的洪洞大槐树文化节寻根祭祖大典已举办了30余年，成为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重要民俗活动，大槐树祭祖习俗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里，安放着1500多个迁民姓氏的牌位，因而这里被视为全国最大的百家姓祠堂。人们可以在此探寻各个姓氏的来源和迁移传播情况，找到祖先的活动痕迹，甚至可以通过家谱世系信息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无数古槐后裔崇根尊祖、共话亲情，把深切的感情寄托在大槐树上，也把生生不息的古槐精神发扬光大。

無论是朝拜人文初祖，还是祭祀姓氏根脉，都体现出“家国一体，忠孝相维”的传统宗族理念。而在民间维系宗族血脉关系的重要活动场所便是祠堂，祠堂与姓氏文化和家谱文化紧密关联，成为维系宗族血脉、延续宗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祠堂史话

祠堂源于古代宗法制度。在远古时期，血缘关系是人类互信以及团结互助的基础，随着氏族群体的发展和国家的出现，需要一种载体来统一和凝聚人们的精神意识，于是产生了宗法制度，孝悌思想逐渐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约定。儒家文化出现后，这种道德规范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数千年来人们遵循的道德准则。

上古时期，统治者开始建立宗庙，使其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以加强对民众的管理。这时只有天子可以设立宗庙，士大夫和庶民是没有建宗庙的资格的。先秦时期，士大夫被允许按照规定设立家庙，这种做法在周代贵族中得到普及。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宗法制度也更加明确，士大夫不再享有建宗庙的权利，只能在家中寝室设立香案祭拜祖先，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北宋前期。

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提出依照古法恢复祭祀规范的诉求。朱熹提倡建立家族祠堂，并编订《家礼》，立祠堂规制，规定祠堂设在正寝左方，同时建立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摆设高祖以下先贤的牌位，由此奠定了祠堂的基本格局。朱熹的倡议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此后，在士大夫阶层各个家族兴起了设立家庙、祠堂之风，并延续至元、明、清三代，形成独特的祠堂文化。

明代嘉靖帝曾诏令“许民间皆联宗立庙”，从而打破了民间不得立祠的束缚，使得普通百姓家族也能够建立家庙，以祭祀始祖，显示了贵族之礼的平民化。祠堂渐渐从寝室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宗族祭祀活动场所，规模也越来越大，可以容纳更多的族人，方便举办大型的宗族活动。至清代，祠堂已在百姓家族中普遍设立，并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此外，明清时期由于家族人口的增长和宗族活动的频繁，还出现了众多的公祠和支祠。《广东新语》卷十七《祖祠》记载：“（明清之际的广州）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由此可见当时祠堂之普遍。

近代以来，祠堂几度兴废，一些较大规模的祠堂被保存了下来，祠堂文化得以存续。近些年来，人们寻根祭祖的观念日渐加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亲联谊活动频繁，祠堂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一些祠堂作为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相应的保护。

文化价值

祠堂在建筑形式、布局设计等方面别具匠心、异彩纷呈，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风貌。由于地域和文化差异，南北方祠堂在建筑形制和风格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基本功能是一样的。

北方祠堂与北方建筑一样，讲究宽敞宏阔，红墙灰瓦，气势恢宏，装饰多为木雕，风格古朴典雅，如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