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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缄默的群体”发声：儿童同伴文化研究的源起、价值与未来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儿童同伴文化研究在理论建构和田野实践上为儿童及童年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认识论上来看，儿童同伴文化研究将儿童看作一个有着权利、身份和人格品质的普遍类别。作为一个固定社会类别的儿童群体，既受到社会结构中其他类别的影响，也反作用于整体社会结构的形成；从方法论上来看，儿童同伴文化研究始终坚守儿童中心主义，从儿童主位的文化观出发，扎根田野开展儿童民族志研究，实现了从成人对儿童的研究向成人和儿童一起研究的重要转变。未来的儿童同伴文化研究应持续从儿童权利的视角关注儿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从文化再生产的视角探究儿童同伴文化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从研究伦理的角度对儿童研究过程中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反思。

［关键词］儿童同伴文化；阐释性再构；儿童民族志

“作为儿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文化研究位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最前沿。”[1]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童年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Childhood）及儿童赋权运动等的影响下，欧美国家的儿童文化研究开始转向儿童同伴文化（ChildrensPeerCultures）研究。学者们不再拘泥于书斋式的理论呼唤，而是转向田野中的扎根深描，基于儿童主位的文化观开展研究，持续推动了欧美儿童研究的新走向——超越传统社会化理论与发展心理学对个体儿童社会化、线性发展阶段论的关注，将研究聚焦于儿童群体的集体性活动及对成人文化的创造性再构过程。[2]尽管儿童同伴文化研究为当代儿童及童年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当前国内学界对其兴起的内在逻辑研究不足，也缺乏对该领域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学术价值的理性思辨。在我国，儿童文化研究已经推进了近三十余年，在取得不少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研究范围宽泛庞杂，研究独特性未能凸显；研究方法偏重思辨，实证研究较少且有待深入。”[3]当下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中国儿童的生活与命运被深深卷入其中。构建我国现代学前教育理论体系，亟待我们进一步在中国社会这块“天然实验场”上推进好的儿童研究，进一步拓宽、丰富我国儿童研究的领域、视野、方法。以儿童同伴文化研究为切入口，详细爬梳该领域的学术地图，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当前全球视野下儿童研究的走向，并为国内致力于探究及拓展该领域的学者指出可供继续前行的方向。

一、儿童文化与儿童同伴文化的概念辨析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往往伴随着相关核心概念的出现。“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们在理性认识阶段的产物，是理性思维的一种基本形式。”[4]儿童同伴文化概念的产生，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思维理性化过程，但它为该领域的独立成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概念和研究领域，儿童文化大致在19世纪就建立了。它是由于儿童脱离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工作、保护儿童的思想以及义务教育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5]但一直以来，关于儿童文化概念的理论表征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存在明显的概念混淆。在使用英文的学者中，“ChildCulture”（儿童文化）与“ChildrensCulture”（儿童的文化）两个概念经常交替使用。安娜·斯帕尔曼（AnnaSparrman）指出：“儿童文化的概念是多元化的，其中既包括了成人为儿童制作和提供的各种文化设施，还包括了规范儿童文化的立法、政策和制度等。它侧重于成年人在生产文化时对儿童和童年的想法，甚至是想象。而儿童的文化则关注儿童自己的行动和意义的产生，即儿童如何使用成人为他们产生的那些文化，也包括儿童如何使用成人并非专门为其产生的文化。”[6]这说明两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同。有趣的是，在英文中，与“ChildCulture”相对应的词组有“YouthCulture”和“AdultCulture”，却没有与“ChildrensCulture”相对应的“YouthsCulture”和“AdultsCulture”概念。[7]那么，“ChildrensCulture”这一概念的出现应是学者们经过理性思考，为了强调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儿童群体在人类文化生产中的贡献而专门创造的。但“儿童的文化”这一概念的独特性并未被真正重视，由于表述上的相近，儿童文化与儿童的文化两个概念术语仍被经常交替使用。

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重要转变。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院的科萨罗教授（WilliamA.Corsaro）正式提出了儿童同伴文化（ChildrensPeerCultures）这一概念。他把儿童同伴文化界定为：“儿童在与同伴互动过程中创造并共享的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活动或常规、产品、价值及利益关切。”[8]“同伴”特指日常生活中一起相处、一同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