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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形式分析概述

目录

TOC\o1-3\h\u18536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形式分析概述 1

6997一、非雇佣的数字“产消者”劳动 1

19986二、“众包”的零工劳动 2

25277三、“外包”的传统劳动 3

一、非雇佣的数字“产消者”劳动

第一类数字“产消者”活动，生产可供研究个人需要以便推销广告的数据。例如，用户在使用谷歌网站搜索信息，或在脸书网与朋友互动、站内点击和阅读时，都将在平台上产生可被用于推断个人需要或社会关系的个人数据。平台组织利用海量用户数据，可更加精确地定位广告的目标受众。第二类数字“产消者”活动，生产可为平台吸引更多用户的数字内容。例如，谷歌母公司下属的视频网站油管上可供观看的视频，绝大多数都由用户自行制作。平台用户出于兴趣爱好而创作的内容，成为平台持续获取新用户，及其扩大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影响权力的关键。随着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成为社会信息传播和个人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通过“产消者”的数字活动，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进行引导和塑造，变得越来越容易。企业可在用户众多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投放商业广告。用户在浏览广告后进行点赞、评论或转发，都在传播这条信息和自己对此的态度。这不仅扩大了接受广告信息的用户数量，也形塑了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对广告商品的态度。用户既是广告的目标受众和消费者，又是具有自主性的、使广告信息广泛传播的平台载体。平台通过垄断用户的数据以及信息传播与获取的渠道，为资本提供基于“产消者”活动、更深入且不易察觉的渠道，形塑劳动力的再生产。平台“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码信息的流通过程”。

二、“众包”的零工劳动

平台提供的广泛且即时的信息采集、传输与匹配，使得按照需求组织劳动的大规模“众包”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资本复活了包买商及计件工资制度，把退出生产过程的生活资料重新作为自备的固定资本，以及把退出生产过程的劳动者空闲时间，都吸入了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其具体经济表现形式是按需劳动的不稳定“众包”，所谓的零工经济。零工经济平台的典型代表是群体流动者、巧手匠等，以及提供服务“众包”的平台企业。消费者在零工经济平台线上下单，在平台上注册的劳动者根据自身技能在平台上接单，并在给定时间内完成相应工作。在这些平台上发布的工作，包括上门组装家具、清扫房间、代取快递等。正如群体流动者网的首席执行官所说，“有了技术，你就真的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即零工劳动者），付给他们微量的薪水，然后就可以在不再需要的时候摆脱他们”。计件工资作为“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在数字时代以零工经济形式再现了。

以优步和爱彼迎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实际上相当于数字时代的包买商。它们为自备生产资料从事计件工作的劳动者，提供出卖剩余劳动力的平台，并以平台使用费、维护费等名义向交易双方抽取费用。以爱彼迎为例，平台上的房主使用自己的房屋作为生产资料，为消费者提供按天短租房屋服务，平台中介按比例抽成。这两家平台企业最初都打着“资源共享”旗号广为宣传，实际上是“用利益的杠杆‘强制’人们将自己的休息时间，转变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可以说，“平台及经济已经从‘我的就是你的’慷慨，变成了‘你的就是我的’自私”。

通过数字平台，经营零工经济的平台企业，实现了按需劳动的大规模“众包”，既节约了生产资料的投资和折旧，又避免了长期契约的劳动保障支出，将风险和成本全部转嫁给了劳动者。凭借对这种交易途径的垄断，平台可将交易金额的一部分占为利润，并取得个人出行、租住等隐私的大规模数据。随着平台垄断优势的建立，劳动者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选择，日益陷入就业不稳定化的困境之中。

三、“外包”的传统劳动

除了对知识劳动者实行自我控制的规训，平台组织还将许多运营活动外包，使资本积累具有更大的地缘灵活性。在信息通讯大幅便利的背景下，企业的服务和生产活动皆可以成为外包的对象，于是传统的劳动过程被重塑。数字平台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化，使传统劳动的外包更为普遍和深化。一方面，作为外包或承包商的供应链下游企业，面临着平台企业垄断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和数据潜在生产力的压力，只能接受极低的利润率，压低工资支付。另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造成的去技能化，在世界范围造就规模日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

为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剥削提供了更大的博弈空间。这种变化导致“通过新的信息化技术、生产的自动化控制和自主性工作集体来增强工作紧致度”的新福特主义发展，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外包企业工人频繁流动的不稳定就业。

制造业外包的不稳定就业，可以富士康为例。由于在与苹果等数字平台公司的利润博弈中处于弱势，富士康的利润率长期低迷，面临极其尖锐的劳资冲突。富士康采取“机器换人”、“体验改善”、迁移等措施，试图降低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缓解劳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