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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编纂背景与司马迁史学思想探析

[摘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编纂体例角度来说，《史记》运用灵活，五种体裁互相配合，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其内容的编纂具有广泛性与客观性，对历史事件能够进行批判性的评价，为先秦至西汉时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详尽的文献史料。同时，《史记》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思想价值。本文旨在研究《史记》编纂的历史背景，并结合全书分析司马迁的史学思想。这对促成《史记》编纂的史官制度、秦汉史学、社会环境，以及作者个人动因进行分析，进而分析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露出的人文关怀、历史批判、环境作用等多种史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史记》；编纂背景；司马迁；史学思想

《史记》成书于西汉征和二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其以五十余万字的篇幅讲述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在历史自然变迁的过程中，《史记》也完成了从史书到文学经典的建构，扩大了《史记》的文化价值，使有价值的历史人物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1]，既包括《史记》中所记叙的诸多先代先贤，也包括《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史记》的编纂是由司马迁所完成的，但从唯物史观角度来说，也是由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共同促成的，即《史记》的编纂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些社会历史条件也深刻地影响了《史记》的内容与形式，并体现在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上。

一、《史记》编纂背景探析

（一）史官制度

史官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据《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有文献记载的太史一职可考至此，但此时的太史职务较为繁杂。及至春秋时期，史官的职责已较为明确，诸多驳杂职权已经从史官中分化出去。据《史通·史官建置》记载，“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发展至秦汉时期，史官相对正式，但此时的史官制度仍未完全规范化。司马谈、司马迁历任太史令，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述：“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此时太史令职责主掌天时星历，整体史官制度已经较为完善。尽管官修史书固然存在，但春秋秦汉经历了社会的转型，私撰史书较官修史书声名更加显赫，流传也更加广泛，至司马迁、班固等，汉代私撰之风仍然十分兴盛[2]。史官制度的稳定与不断完善为《史记》的编纂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持，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资源可供查阅。历代史官及史料的编纂方法、体裁也为《史记》的编纂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参考。

（二）秦汉史学发展问题

秦汉史学的发展问题基于秦汉时期的历史巨变，但仍受到先秦史学的发展影响。先秦史学中的历史撰述、多种历史体裁的出现、史学政治化倾向、多种历史意识与史学观念的出现与交融都对秦汉史学有着较为长远的影响[3]。如先秦史学中的汇古通今、实事求是、变通史观等观念，在《史记》中均有所体现。秦汉之际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使得秦汉时期的史学发展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封建权力开始控制史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始皇多次刻石，如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等，旨在训诫当世与后世遵循现有制度，这一想法体现了秦代史学的文化专制特点，即用封建政治控制史学和不准史家“非今”的根本性原则[4]。史学的发展在秦朝存在的短短时间里，实际上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打击与限制，同时，史学的文学价值在这一时期也稍显逊色。汉承秦制，但对史学的态度是相对重视的，史学也得到了一定发展，这源于汉朝对秦朝灭亡的自我反思，通过对秦朝的历史研究，从中找寻出避免汉朝重蹈覆辙的方法。汉代的史学发展更多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与法家思想相比，儒学为史学思想带来了一种转变，史学更为强调历史的教化作用与道德指导作用。秦汉史学发展的另一问题是来自始皇焚书坑儒导致的史料散佚，这使得史学的研究，以及史书的编纂受到了一定阻滞，也间接推动了社会与民间对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

（三）汉武帝时期社会环境

自汉高祖至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环境相较于后世以及秦代是较为开明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是武帝时期政治环境的鲜明特色。汉武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官僚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发展，促进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行。农业发展较为困顿。武帝在位期间，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十分频繁，有记载的共52次，甚至出现诸灾交替或并发之状。《汉书·武帝纪》中多次出现“人相食”的记述，因而有学者认为“武帝时期是一个横跨了50年不断制造种种矛盾的时期，而非充满繁荣与辉煌的时期”[5]。这种频繁的自然灾害促成了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即发动对外的征服战争，也就是“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6]。社会结构方面，士农工商的结构保持着稳定的态势，但由于官僚体系及人才选拔制度的发展，社会流动性有所增强。整体来说，汉武帝时期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