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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商誉的形成及后续减值问题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1.4.1国内文献综述

（1）高溢价并购的成因

有些学者认为是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高额并购溢价。李伟等（2020）研究得出结论，若企业管理层过度自信，则该企业发生并购行为的频率增加20%[1]。饶静等（2020）认为管理层过度自信不仅会使并购行为更加频繁，还可能发生低效并购和过度投资[2]。李丹蒙等（2018）以2010-2014年60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溢价的高低受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较大，在跨国并购中更为明显[3]。刘华英（2019）通过案例分析得出结论，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忽视了潜在风险，因此并购方愿意支付高额并购溢价[4]。

学者们认为协同效应也对高额并购溢价有影响。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大多得出一致结论：对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期望较高是高额并购溢价产生的主因。于迪等（2020）提出并购方在并购活动中承担了诸多风险，并购的协同效应价值应高于所承担的风险，对协同效应的高期望值使得企业愿意支付较高溢价[5]。孙召亮（2019）通过研究多个并购活动发现，并购方往往会忽视并购后的整合风险，而对并购后产生的协同效应期望过高，从而能够接受较高的交易对价，但也由此导致并购完成后投资收益率整体呈下降趋势[6]。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影响并购溢价的其他因素。部分学者认为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高额并购溢价的产生。宋清、刘慧芳（2013）认为并购方往往在并购交易中处于信息弱势地位，不能真实、全面地了解并购标的，因此并购方会高估并购的协同效应而低估潜在的风险，为了获得并购标的的控制权而支付高额对价[7]。还有学者认为对被并购方的估值也会影响并购溢价。蔡思梦、刘英明（2020）认为商誉是并购对价和企业价值的差额，因此商誉的确认与对企业进行估值时选取的估值方法有很大关系[8]。胡晓明、吴铖铖（2018）认为通过收益法对企业进行估值，会高估企业价值，从而导致商誉价值的虚增，降低会计信息质量[9]。

（2）商誉减值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商誉能够反映企业盈利水平，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造成了商誉的减值。谢凑多（2020）研究得出结论，盈利能力下降是商誉减值的直接原因[10]。徐玉德、洪金明（2010）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只有在其盈利能力下降时才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其他因素并不能视为减值迹象[11]。

部分研究人员认为，企业计提商誉减值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之一。于欣（2018）研究发现商誉后续计量采用减值测试法便于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12]。罗喜英等（2020）研究发现经营状况较差的年份往往更有可能计提商誉减值，且计提商誉减值的金额也更大[13]。曲晓辉（2016）研究发现亏损公司比盈利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更加频繁，体现出更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14]。李傲然（2020）通过对512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来研究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最终得出结论：商誉减值金额通常与企业股东权益价值无关，但与公司高管持股比例有很大关系，间接证明了商誉减值受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影响[15]。柴先荣（2020）认为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往往并非是遵循谨慎性原则，而是出于盈余管理的目的[16]。任永平、钟洁晴（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商誉后续计量采用系统摊销法和减值测试法相结合能够显著减少盈余管理的空间[17]。

（3）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

对于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学者们通过研究得出了多方面的结论。曲晓辉等（2018）以2010-2015年我国100家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计提商誉减值后，公司股价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下跌，刚计提商誉减值时股价下跌最明显[18]。韩宏稳（2019）以我国2010-2017年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并购产生的商誉初始确认金额越大，股票跌停的风险越高，且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公司间发生的并购这种关系更明显[19]。陶晓慧等（2013）提出商誉减值是一种重大利空消息，会降低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对企业融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20]。叶建芳等（2016）研究发现，与未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相比，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审计难度更大、审计费用更高，且商誉减值数额与审计费用呈正相关[21]。

1.4.2国外文献综述

（1）高溢价并购的成因

Russell等（2020）指出管理者的理性程度对其决策行为有重要影响，而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会直接导致其做出非理性决策，从而损害股东利益[22]。Javeria等（2020）则指出管理层的过度自信程度与其从业年限有关，管理层经验越丰富往往对其战略决策越自信[23]。WunHongSu等（2018）的研究表明管理层出于对自身判断力和经验的高度自信，在并购时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