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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现状分析综述

笔者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在当前刑事诉讼中，大数据分析材料的运用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原始数据型”大数据分析材料和“衍生数据型”大数据分析材料。

（一）“原始数据型”大数据分析材料

这种类型的大数据分析材料是根据案件的需要，运用大数据算法对已获取的海量电子数据进行分门别类，找寻案件所需的电子数据，所获取的数据仍然保持原有的状态。它主要运用到“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分类分析与聚类分析。即根据数据的特征，分别建立每个数据类别的模型，然后根据数据的属性，将数据分配到不同特征的级别之中或者将具有相似性的数据整合在一起。王彬：

王彬：《犯罪侦查中的大数据应用分析》，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31页。

参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1刑终448号刑事裁定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c14984b082a7ac01724aae，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3月23日。

还有一种“原始数据型”大数据分析材料是从“大数据警务平台”、“大数据情报系统”等侦查机关掌握的数据库中直接导出得到的数据或结论。罗文华：《大数据证据之实践与思考》，载《中国刑事警察》2019年第5期，第18页。它主要运用“数据检索”与“数据碰撞”技术。“数据检索”是对利用数据库的查询或者站内功能，对数据库中特定的信息进行查询、选取。“数据碰撞”指是通过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同的数据库，进行数据的比对，找出重合数据、交叉数据、矛盾数据过程。钟明曦：《论刑事诉讼大数据证据的效力》，载《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83页。这类大数据分析材料一般是由数据库或者软件直接生成的，并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和处理，王艺：《大数据侦查视阈下的数据相关性关系及其证明路径》，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

罗文华：《大数据证据之实践与思考》，载《中国刑事警察》2019年第5期，第18页。

钟明曦：《论刑事诉讼大数据证据的效力》，载《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83页。

王艺：《大数据侦查视阈下的数据相关性关系及其证明路径》，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32页。

参见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刑初392号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b3f9b7f9e1be404ba1d8a92d014b1f72，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3月23日。

（二）“衍生数据型”大数据分析材料

这类大数据分析材料通过对海量的电子数据进行两次甚至多次大数据算法模型的加工和分析，发现电子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该种分析结果已经不是单纯地电子数据反映的原始内容，而是反映电子数据背后所隐藏的事物的特征。大数据算法模型在这之中发挥的是“分析数据”的功能，即对原始的电子数据进行分析，解构出电子数据之间隐藏的各种关系，让侦查人员能够发现电子数据中与案件有直接关联性的信息。通过这种算法分析后所得到数据或其他案件信息，并不是分析前电子数据的原始状态，而是加入了侦查人员的分析与判断，整合后的分析结果也以一种新的数据样态呈现，如分析报告或鉴定意见的形式。“衍生数据型”大数据分析材料不同于其所分析的原始电子数据，但又与原始电子数据有密切的联系，是对原始电子数据的综合分析后得到的材料。此时的证明方法已经由“电子数据”到“待证事实”，变成为“电子数据”到“大数据分析材料”再到“待证事实”。奚

奚玮：《我国电子数据证据制度的若干反思》，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6期，第135页。

“衍生数据型”大数据分析材料在刑事诉讼中主要用于评估“社会影响后果”、估测“有组织犯罪的组织结构”和测算“涉案金额”。

1.评估“社会影响后果”的大数据分析材料，实践中也称之为“舆情分析报告”，即通过分析网民的浏览量、转发量、网络评论态度等，收集网民对于事件的看法，从而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影响进行一个量化的评估。例如在程幼泽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中，办案人员委托广州市邦富软件有限公司出具的大数据分析报告：2016年5月23日至6月7日以来互联网上程幼泽出狱相关舆情进行分析，分析关键词包括山西、黑老大、程三，在分析范围内共有2631篇相关舆论，媒体网民关注的信息多数为负面信息，负面占77.9%。参见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5刑终271号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

参见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5刑终271号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