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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司法认定——基于《刑法》第133条与《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衔接

摘要

随着中国机动化进程的加速，交通肇事案件持续高发，其中，肇

事后逃逸行为因其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和恶劣的主观恶性，成为刑法与

社会公众共同谴责的焦点。交通肇事后逃逸不仅严重妨碍了事故的及

时救治和公正处理，更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挑战社会公序良俗。

《刑法》第133条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

处罚情节，但其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事故后现场处置义务的

规定如何衔接，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界定“逃逸”的主观目的

与客观行为，一直是困扰司法认定的难点。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交通

肇事逃逸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特别是厘清《刑法》与《道路交通安

全法》在规制此行为上的逻辑关联与适用困境。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

研究法、规范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对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进行体系

化梳理，并选取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剖析。研究

结果表明，司法实践中对于“逃逸”的认定存在标准不一的现象，尤

其是在“明知”的判断、逃逸目的的界定（如为逃避法律追究）、以

及“离开现场”行为的复杂样态（如短暂离开后返回、送医后离开等

）上存在较大争议，导致同案不同判的风险。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

即“逃逸”的司法认定不应仅仅局限于物理上的“离开现场”，而应

构建一个以“逃避法律追究”为核心主观目的，结合客观行为、肇事

者认知能力、现场具体情境等多维度的综合判断标准。为实现两法的

有效衔接，必须在立法解释和司法指导层面进一步明确逃逸行为的构

成要素，统一裁判尺度。本研究对于丰富交通刑法理论、指导交通肇

事案件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肇事逃逸；司法认定；《刑法》第133条；《道路交通安全法

》

引言

研究背景阐述

在当今中国社会，汽车已从昔日的奢侈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机动

车保有量持续攀升，道路交通的复杂性与风险性与日俱增。伴随而来

的是，交通肇事案件成为危害公共安全、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一类多发性案件。在各类交通肇事行为中，肇事后逃逸无疑是性质

最为恶劣、社会危害性最为严重的行为之一。肇事者在引发交通事故

后，非但不履行法定的抢救伤员、保护现场、报告公安机关的义务，

反而选择一走了之，这种行为不仅可能使伤者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加

重伤情甚至死亡，极大地增加了损害后果，而且严重妨碍了事故责任

的认定和后续的民事赔偿，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和交通秩序。为严厉

打击此类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33

条明确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独立的、法

定的加重处罚情节。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也对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

人的现场处置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然而，作为行政法的《道路交通

安全法》与作为刑法的《刑法》在规制逻辑和法律后果上存在本质差

异，二者如何有效衔接，共同构筑起防治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严密法

网，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关键问题。

研究问题提出

然而，尽管法律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作出了否定性评价并设定了

严厉的法律后果，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逃逸”行为的认定却远非一

个简单的“是”或“非”的判断，而是充满了复杂性与争议性。目前

，关于“逃逸”的司法认定标准尚不完全统一，导致在一些边缘性、

复杂性案件的处理上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损害了司法权威。具

体而言，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尤为突出：第一，“逃逸”的主观方面如

何认定？肇事者是否必须具有“为了逃避法律追究”的明确目的？如

果行为人辩称其离开现场是出于其他原因（如害怕被打、筹款救人、

送伤者去医院后离开等），应如何审查判断其真实意图？第二，“逃

逸”的客观行为如何界定？“离开现场”是否等同于“逃逸”？离开

现场的时间长短、距离远近是否影响认定？在现场短暂停留后离开、

将伤者送医后未报警即离开、事后虽未自首但积极赔偿等情形，能否

一概认定为逃逸？第三，《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现场处置义务与

《刑法》上的“逃逸”之间是何种关系？违反了法定的行政义务，是

否就必然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加重情节？这两个不同位阶、不同性质的

法律规范在司法适用中如何协调与衔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充分，

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裁判尺度的不统一，影响了法律的公正适用。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交通肇事逃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