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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自治管理小组收费问题及基层治理整改措施

近年来，随着基层治理重心向社区下移，居民自治管理小组作为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在环境卫生维护、公共设施管理、文化活动组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部分社区在自治管理过程中，因收费问题引发的矛盾逐渐凸显，既影响居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也制约了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本文聚焦居民自治管理小组收费环节的现实问题，结合多地实践经验，系统梳理问题表现、成因及针对性整改措施。

一、居民自治管理小组收费问题的具体表现

居民自治管理小组的收费行为本质上是居民通过集体协商，以“共筹资金”形式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实践。但受制度不完善、执行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等因素影响，实际运行中暴露出以下突出问题：

（一）收费标准“模糊化”，居民信任度下降

部分社区自治管理小组未建立科学的收费标准体系，收费依据多为“惯例”或“口头约定”。例如，某老旧小区自治小组最初以“每月10元/户”收取卫生费，三年后在未召开居民会议的情况下直接调整为15元/户，仅在公告栏张贴一张手写通知，未说明成本上涨的具体构成（如垃圾清运费、保洁员工资等）。居民质疑“涨价是否合理”“多收的钱用在哪里”，但小组未提供详细成本核算表，导致30%的居民拒绝缴费，形成“收费难—服务缩水—更难收费”的恶性循环。

（二）资金使用“暗箱化”，收支透明度不足

资金管理不规范是收费矛盾的核心诱因。部分自治小组未建立专门的资金账户，公共收入与成员个人资金混同；支出时仅凭“负责人签字”即可报销，缺乏明细台账。某新建社区自治小组两年内收取公共设施维护费23万元，却从未公示收支明细，居民发现小区路灯损坏半年未修、健身器材螺丝松动无人处理，质疑“钱是否被挪用”。经街道介入审计，发现其中5万元用于支付小组聚餐、节日礼品等非公共事务支出，进一步激化居民不满。

（三）收费方式“强制化”，自治属性被异化

居民自治的核心是“自愿参与、民主决策”，但部分小组将收费异化为“摊派任务”。例如，某城中村改造社区以“不缴费则停供公共区域水电”“限制使用社区活动室”等方式施压，甚至出现“上门催缴时言语冲突”现象。部分老年居民反映：“本来愿意为社区出份力，但这种强制方式让人反感。”更有甚者，个别小组将收费与“评先评优”“困难救助申请”挂钩，导致居民产生“被要挟”的负面感受，严重背离自治初衷。

（四）特殊群体“一刀切”，公平性引发争议

社区居民经济状况差异显著，但部分自治小组未建立差异化收费机制。例如，某保障房小区内既有低保家庭，也有收入稳定的双职工家庭，小组统一按“20元/户/月”收取物业费，导致低保户需承担月收入的5%用于缴费，实际缴费率不足60%。此外，租户与业主的权利义务不对等问题突出——部分小区要求租户单独缴费，但未明确其享受的公共服务（如停车位、快递柜使用），租户认为“交了钱却没服务”，拒缴率高达70%。

（五）收费依据“薄弱化”，合法性存疑

部分自治小组收费缺乏明确的法律或协议支撑。例如，老旧小区未成立业委会，自治小组仅以“居民口头同意”为依据收费，但未形成书面协议；新建小区虽有《居民自治公约》，但内容仅笼统提及“需缴纳公共费用”，未明确收费项目、标准、用途及违约责任。当居民质疑“收费是否合法”时，小组无法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导致收费行为陷入“合理但不合法”的困境。

二、收费问题背后的深层成因分析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与基层治理体系的阶段性特征相关，也反映出自治组织能力、居民参与意识、制度设计等方面的短板。

（一）制度供给不足，缺乏标准化操作指引

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的居民自治收费管理办法，仅《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物业管理条例》等对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提出原则性要求，但未细化自治收费的具体流程。地方层面虽有部分省市出台《社区自治管理指导手册》，但多为框架性内容，对“如何制定收费标准”“资金如何监管”“争议如何解决”等关键环节缺乏可操作的细则。制度真空导致自治小组“摸着石头过河”，容易出现随意性操作。

（二）自治组织能力薄弱，专业化水平待提升

居民自治管理小组成员多由社区党员、热心居民志愿担任，普遍缺乏财务管理、协商议事等专业知识。调研显示，60%的小组成员未接受过系统培训，对“如何核算公共服务成本”“如何公示收支明细”“如何与居民沟通”等技能掌握不足。部分成员存在“家长式”管理思维，认为“自己为社区服务，居民就该配合”，忽视民主程序，导致决策与居民需求脱节。

（三）居民参与“形式化”，共识基础不牢固

部分社区在收费前未充分征求居民意见，仅通过“微信群通知”“上门签字”等方式快速推进，未组织居民讨论“为什么收费”“收多少合理”“钱怎么用”等核心问题。居民对收费的认同感建立在“被动接受”而非“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