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企业家与他的时代.docVIP

柳传志，企业家与他的时代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走过的路，会有高兴甚至自豪的感觉，而回忆当年面对风险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战战兢兢，甚至会吓出大病。在我们所冒的风险中有两类，一类是商业风险，一类是政策风险。在中国，不管是多好的人，只要你想办成企业，政策风险是非冒不可的。” 　　这是1998年春天柳传志对朱基说的一番话。当时，在这位新任总理面前，柳传志坦率地道出了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双重风险。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双重风险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特有环境，也塑造了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的独特气质。 一 　　和许多企业家不同，柳传志真正的事业是从40岁才开始的。1984年10月，这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的科学家“下海”经商。柳传志和十位同事在计算所的传达室（一间仅有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启动资金20万元。 　　“我创业的主要动机，改善生活占20%，80%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做点什么。”柳传志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前40年日子过得窝囊，憋得慌，好像没有做对社会有点帮助的事，想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本事，到底人生价值是什么。”当时他们这一群科学家并不知道公司应该做什么，他们只知道时代变了。 　　“在这个时代，自由的气息在空中流动，人心随着希望不断加快跳动；在这个时代，在漫长的沉寂中积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喷薄而出。”这本来是美国总统里根的一段话，用于形容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却再准确不过。 　　那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被抑制了30多年的民间创新精神开始蓬勃而出。 　　如果说，在此之前是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农民充当了市场经济的闯将，那么在此次之后，随着联想、万科、海尔等公司相继成立，柳传志、王石、张瑞敏等人开始了1949年后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拓荒时代。 　　当时中国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国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松动，似乎到处都是商机，也充满了混乱。 　　和一夜之间成立的无数新公司一样，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最初也在市场上到处乱撞，从电子表、旱冰鞋，到电冰箱、彩色电视机，试图通过倒卖稀缺物资来获得“第一桶金”，结果最初的20万元被骗走了14万元。在经历了惨痛的挫折之后，公司才逐渐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背景下，利用权力寻租的腐败活动开始蔓延开来。第一代企业家在一个初始、混沌、无序的环境中创业。柳传志后来坦陈，他的公司也曾在“合法”与“非法”的间隙里寻找空间。为了代理国外计算机销售，他四处打点以获得“进口许可证”；由于从走私者手中购买计算机配件，他险被送进监狱。 　　当时，走私几乎是一种弥漫全国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对中关村许多初创企业更是如此。尽管难于逃脱恶劣的环境，但是柳传志仍然保持了难得的清醒。 　　“有人是钻政策的空子，我们是把政策用足。”1988年柳传志在公司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我们还是希望做堂堂正正的事，真正到国外较量一下，而不能靠利用目前国内腐败的情况，老去钻这个空子。这叫‘吃死尸’，咱们不能干那个。” 　　不过，柳传志毕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会让公司在洁身自好中凄然死去，也不愿让公司在险恶的环境里走向绝路。他以鸡蛋的孵化环境作比喻：“对企业来讲，1978年以前可能是100摄氏度的温度，到1984年我们办联想的时候，大概就是42摄氏度。今天的温度大概是40摄氏度左右，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因此，生命力顽强的鸡蛋就要研究周边的环境，加强自己的生命力，以便能孵出小鸡来。” 　　本来就混乱的市场秩序，让企业家们面临极大的商业风险，不确定的政策风险又加剧了商业风险。企业家们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代价，许多人就倒在前进的道路上。 　　经历过“文革”的洗礼，柳传志信奉“又要做点事，又要保护自己”。在公司创业的风雨历程中，他的信念发展成为一句格言：“不做改革的牺牲者”。他小心地游走在新体制和旧体制的中间地带，就像野草一样执拗地寻找一切可能的空间。 　　联想最终成功“孵化”出来了。在上世纪80年代结束的时候，公司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当时正值政治风波之后，中央政府对经济秩序进行严厉的治理整顿，中关村的许多公司关门。第一代开拓者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风云一时的许多人物也都销声匿迹。而联想公司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开始从一个进口电脑产品代理商向拥有自己品牌的电脑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转型。 二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联想的生存发展环境因此发生质变，柳传志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始。 　　随着“双轨制”取消，利用权力寻租的空间也被大大压缩。进口批文开始逐渐减少，关税也大幅度下降。中国企业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混乱中牟取利润。本来，企业最需要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发展，但是一旦真的被推进市场的大海里，它们才知道真正的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