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刑事政策——结合经济学思想对腐败原因及其对策的分析-criminal polici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corruption -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rruption based on economic thoughts.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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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05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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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刑事政策——结合经济学思想对腐败原因及其对策的分析-criminal polici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corruption -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rruption based on economic thoughts.docx

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刑事政策——结合经济学思想对腐败原因及其对策的分析-criminal polici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corruption -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rruption based on economic thoughts

硕 士 学 位 论 文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刑事政策——结合经济学思想对腐败原因及其对策的分析The criminal policy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ling of corruptions——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of corruptions and preventive policy by economic methods作 者 姓 名:满 宁 指 导 教 师:朱建华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内容摘要第一部分,对封建史上的腐败现象的解读。腐败是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国的治 乱兴衰的关键因素,除非王朝更替,否则封建集权制度的腐败宿命是其所无法避免的, 因为封建帝制所孕育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腐败的根源就在于帝制本身。本文运用经济 学的思想,解构出了封建帝制在制度上存在的可诱致腐败的结构性缺陷,及由结构性缺 陷所决定的,在制度运行中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缺陷。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由三个要素构成: 对象、环境和工具。公共产品的垄断性供给模式使得公共产品的“价格”(税负、租金 等)减去其价值(公共服务对公众的客观价值)的剩余部分,即“超额利润”得以存在, “超额利润”构成了腐败的对象。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所确立的上下垂直监管的模式造 成了监管乏力的制度约束环境;而“设官而治”的治理模式又使得官吏缺乏制度上的激 励,异化了的权力观使得其取代君主、以权谋私的心理动机得以产生。所以帝制下官员 所面临的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环境都是很弱的,腐败约束环境近乎于自由。对于腐败者 来说,权力有着藉以寻租的工具性意义。权力对经济活动大量的干预使得通过权力获取 经济利益成为可能,权力也就成为了腐败者的“犯罪工具”。腐败者在缺乏外部和内部约束的环境下,滥用其所掌握的权力工具,从“超额利润” 中擭取租金收益是普遍的腐败模式,此模式所对应的制度性缺陷,在结构上也必然呈现 出针对对象、环境、工具三个基本因素的制度约束的缺陷所造成的“腐败空间”。结构 性缺陷决定功能性缺陷,而功能性缺陷则反映和表现结构性缺陷。封建帝制所呈现出来 的监管乏力、心理激励错位、权力异化、官民之间的供养关系(或公共产品的买卖关系) 的扭曲以及路径依赖等功能性的制度缺陷,使得制度本身随着时间的推演在自动地制造 腐败,并最终使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完全地暴露出来。第二部分,对当今中国腐败的解读。此部分对改革开放后反映中国腐败的状况及其 具体特征的数据资料进行了系统整合和多样化的展示,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实证分析及相 应的理论论证,所得出的结论是:与封建帝制这一“腐败制度”所孕育的不可避免的制 度性腐败不同,当今中国在民主基础建立后,大的结构性制度缺陷已经消除,但仍面临 着由部分结构性缺陷所决定的,在制度运行中所集中表现的,主要由反腐机制的功能性 缺陷所诱致的所谓“制度漏洞型腐败”。中国腐败的基本特征是:腐败大量并较普遍地存在着,据相关估算,真正被查处的腐败数可能仅仅不到总数的 1%。普遍腐败的环境,混乱的评价机制,造成了腐败者驱逐 清廉者的“精英的逆向淘汰”现象。腐败形势呈现出高层腐败和低层腐败不同的发展趋 势。高层腐败的日趋严重,低层腐败状况则较为平稳。腐败还呈现出在不同领域之间进 行转移的特征,腐败的高发区经历了由紧缺物资领域到土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由商品寻租到要素寻租的转移。寻租对象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是窝案的日益频繁。窝 案的增加,表明了腐败犯罪的集团化趋势,腐败犯罪已经由个人犯罪过渡到更为高级的 集团犯罪阶段,表明腐败的危害更大,腐败更严重了。与西方民主国家高发的立法腐败 相比,中国的腐败的非立法性特征(或行政、司法化特征)表明了其背后的行政权膨胀、 司法行政化和立法权的非民主化的权力结构特征。笔者发现,腐败者在其动机斗争过程 中进行行为选择的心理倾向,呈现出风险偏好者特征,而非学界所认为的风险中立者特 征,而“非理性”的腐败者的正是诱致性的制度性缺陷所造就的。综上,中国的腐败完 全具备制度性腐败的特征,即腐败普遍存在,腐败租金占社会财富的相当部分,腐败滋 生的原因在于权力的集中,或者说公共产品供应的垄断的制度性漏洞的诱致,正因如此, 掌握着行政权和司法权(间接)的官员,才具备在缺乏外在约束的环境下干预经济活动, 进行寻租的制度可能,当然,此种制度性腐败,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制度缺陷,是可以通 过制度本身的改革予以消除的。第三部分,针对腐败的制度性对策。就制度漏洞或缺陷而言,需要分别站在宏观的 以及微观的立场上给予不同的对策性对待。宏观对策(或宏观政策)的目的在于腐败的预防,其主要针对的是制度的结构性缺 陷,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有序的政治竞争使得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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