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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伦理规制研究 　　摘 要：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自主性决定了其必须遵循伦理价值的指引及伦理规制的约束。个人职业伦理的丧失、企业组织伦理的混乱及社会伦理环境的缺失导致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行为性失真。过程性失真及规则性失真。应建立价值引导机制、治理融合机制、市场约束机制及教育引导机制四大机制，以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关键词： 伦理规制；自愿性信息披露；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4）02-0137-04 　　一、引言 　　近年来，企业在社会、环境方面的虚假信息披露，如苹果绿色欺诈、龙源纸业以绿色造纸隐瞒污染等，加剧了公众对企业自愿性披露信息质量的担忧。相对于强制性信息披露，自愿性信息披露是企业的一种自主行为，是公司管理层自主提供的有关公司财务和未来发展等方面的信息[1]。已有的研究表明，虽然我国上市公司日益重视自愿性信息披露，但其质量不容乐观，存在可靠性不足、及时性不足、模糊性披露及策略性披露等诸多问题[2]。这样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不仅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市场噪音，影响到投资者的正确决策。 　　目前，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关注股权结构、董事会特性、管理层特性、外部治理等传统的公司治理因素[3-5]。然而，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能约束行为主体的小部分行为空间，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习惯、伦理等非正式规则来约束的[6]。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与业绩信息，常常向市场传递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观念即真实与公允的观点或“诚信”意识[7]。Bonn（2005） 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伦理承诺和财务报告质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8]。伦理导向的公司能有效地抑制盈余管理行为，从而为财务报告质量提供保障[9-10]。 　　文献表明，在正式制度约束之外，组织伦理对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信息披露自身具有独特的伦理性质[11]，自愿性信息披露又是非强制的公司自主行为，因而以制度机制来分析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较难揭示披露过程的利益冲突和披露选择的伦理缺失，也就难以找到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的有效途径。鉴此，本文基于我国转型经济情景，探讨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伦理基础及伦理规制，以拓展提高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视角。 　　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伦理基础 　　自愿性信息披露是管理层自主提供的，其披露的过程和披露的结果体现着鲜明的人本价值取向和人文道德精神。只有遵循了伦理价值的指引，才能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伦理精神。 　　首先，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特点显示了其特定的伦理基础。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对于强制性信息披露来说，是企业自愿披露的，披露更多的是公司面向未来的软信息。但是，管理者能够决定何时披露信息，披露何种信息以及如何披露，这使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伦理基础，其披露质量的高低不仅受到正式制度的约束，更受到道德规范、风俗文化习惯、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等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这种非正式制度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缓慢形成而积累下来的，它潜在地影响人们的价值偏好，诱导人们的行为决策。 　　其次，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利益主体是具有道德前提的契约人。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联接，是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聚焦点。以边沁和穆勒为代表的功用主义的结果论认为，人是自私的，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从总体上可增进效率，因此使整个社会受益。而现实中的人是经济人与伦理人的复合，不仅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且受到内心深处伦理道德信念的驱动。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是多个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利益关系具有复杂化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存在着义利冲突，都具有善性或恶性的前提，受到社会道德环境的约束与支配，其行为具有可变性和可塑性[12]。 　　最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设计与实施承载着一定的道德判断。根据威廉姆森、格罗斯曼、哈特等不完全契约理论观点，由于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交易事项带有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契约的不完全性。契约的设计总要承载一定的道德基础，体现契约人互利的道德准则。从契约实施来看，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思所言，制度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但要保证自由市场的效率，除了需要产权和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的约束，还需要公平、诚实、正义、正直、合作的道德基础。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无论是其制定过程还是运行过程，无不体现着设计者和执行者的某种价值追求和伦理理念。尤其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价值追求和伦理理念陷入了公平和效率的两难选择中，要使自愿性信息披露真正的发挥其有效性，仅仅依靠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来制约主体的行为，难免出现不完全性和滞后性，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