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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问关系发展的风险及对策研究 　　摘要：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转型期的多重矛盾，其中一些矛盾的发展会酿成公共危机事件。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的发展也不时出现一些公共危机事件，这对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和管制关系发展提出了挑战。基于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发展的社会政治风险、现实危机以及应对的经验，进而针对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的长远稳定发展提出若干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政治风险；权力结构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2-0024-13 　　一、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发展的权力结构模式及政治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种利益急剧分化导致以政治为中心的高度一体化的社会走向分化，致使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场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场域正是在社会领域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个人、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政府及职能机构正是该场域中权力结构的行动者，它们围绕着公共/群体/个体利益进行资源配置的竞争；实质上是该场域中不同行动者之间针对公共权威与权力进行调整与分配。当然，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党的领导这种统治形式的影响。因此，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场域的权力结构模式表现为在党的领导下党的组织、政府及职能机构、个人、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过程（参见图1）。在这种权力模式中，党的组织、政府及职能机构维护与占据公共权威与权力资本，社会组织竞争与分化这种公共权威与权力资本，个人供给与消解公共权威和权力资本。 　　布尔迪认为任何场域都“将自身体现为各种可能性――报酬、获益、利润乃至制裁的可能性――的结构，但也始终隐含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场域的权力结构也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于场域中权力结构的行为者个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资源配置不同，以及该权力结构的运行规则的变动性。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场域的权力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场域的行为主体在互相作用中才能发挥作用。“在交互作用中，权力的实施从资源的不平衡之中获得支持”。因此，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场域的权力结构运行逻辑源于政府、社会组织与个人之间的资源不平衡配置，这些资源在不同行动者之间体现为该场域中的公共权威与权力资本。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场域的权力结构就是围绕着公共权威与权力资本所产生的冲突与争夺。政府占据与维护公共权威与权力资本，社会组织竞争与分化公共权威与权力资本，个人供给与消解公共权威和权力资本。 　　与此同时，在国家统治结构的影响下，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场域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运行塑造了行政者之间的互动规则与政治结构，而这些规则与政治结构又对该场域中的权力进行制约。因为“在局部的行动环境中，权力的实施造就了规则和政治结构，规则和政治结构又使权力受到制约”，并且“通过这些规则和结构，行动者能够发现并创造新的资源和技术，来从事合作与对抗的社会游戏”。这些规则与政治结构对场域中的权力制约不是寻求一种权力的平衡，而是在追求一种动态的资源调整。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场域的公共权威与权力资本的调整，引发该场域的变革。 　　在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场域的权力结构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会带来正负两方面的政治效应。正面的政治效应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继续维持和扩展人的自由，增强社会的活力。自由是通过参与形成和创立公意而获得的，而组织化的公民社会在推动公民“参与形成和创立公意”方面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经由这种参与而产生“公意”促进了公民之间的平等，因为公民可以全体享有“同样的权利”，这样会产生更活跃的公民参与和更活跃的社会。二是推动国家的重建和民主化。虽然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公民才是自己最终利益的最佳裁判；公民会对政府行为进行评估，并通过维护人的自由的社会组织对政府的管辖范围和实际活动方面予以限制，以确保每个公民所可能拥有的最大自由。这种限制不仅重新划定了政府的权力和活动领域，同时也能保障和维持公民自由，因为人的自由的维持和扩展促进了社会的活跃及力量的增长，保持了社会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从而避免了政府的总体性控制。这种保障和扩展自由、推进民主化和国家重建的两个活动过程实质上构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关系的重要内涵。 　　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也会产生负面的政治效应，因为在互动过程中社会组织也会对公共利益产生危害，从而构成对政府职能和权威的冲击和破坏。一是这类组织会绕过政治公共领域特有的制度化机制，通过各个集团之间暂时妥协的形式，也就是说，采取直接互利和补偿的形式进行维护集团狭隘利益的交易。二是“它们公开要求把许多个人的私人利益变成一种共同的公共利益，把各种组织的特殊利益令人信服地表现和证明为普遍利益”。这两个方面都对政府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不管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