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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视野探索法律的源流 　　随着我国逐步走上法治社会的轨道，法律史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方兴未艾。受专业分工所限，法学界对法律史的研究一般都将重点放在追溯法律本身的发展，对法律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时代背景只略有触及。而历史学界对法律史的关注，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其学术视阈更为宽阔，其目的不但要从历史角度说明法律演变的社会根源，也力图阐释法律演变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由于在研究中注入了历史思维方式，因此其成果往往以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历史著作面目出现。王亚平教授的新著《西欧法律演变的社会根源》，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西欧法律制度的历史社会根源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条件，是一部历史学者跨学科研究法律史、从历史视野出发来探索西欧法律源流的厚重之作。 　　该书首先追溯了构成西欧法律传统的三方面元素：古希腊的法理要素、罗马法的立法原则和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作者认为，西欧法律思想基石是在古典希腊时代奠定的。在希腊城邦制度下，从如何调节城邦公民间的相互关系、保障社会秩序的问题，引发了希腊哲人们对城邦的讨论，正是在讨论中诞生了希腊最初的法律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义”和“自然法”这两个最基本的法理要素，后来社会里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就是从这两个基本法理要素中产生的。而罗马由《十二铜表法》肇始，开创了西方“一切公法和私法”立法的渊源。法学家们对法律疑难问题的解释，则构成了后来西方法律体系中许多制度的源头。各种法典的汇编，最终汇成了宏大而又细致的罗马法律体系。日耳曼人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各种习惯法，也在他们自己制定新的法律体系时产生影响，在日耳曼因素更占优势的英国还有着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三方面元素对西欧不同地区的影响可能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在大陆欧洲形成了罗马元素比重较大的法律体系，而独立性较强的英国法律体系中，罗马成分相对要少得多。 　　不过，中世纪西欧的法律制度绝不是上述三元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适应西欧中世纪社会新的实际情况下，在结合三方面元素后新创造出来的多元性法律体系。因此，分析西欧中世纪多元性法律体系生成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历史条件和原因，便成了这部著作的重点。作者分别从经济基础、社会等级、政体结构、神学政治等四个方面揭示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复杂性特征，展示了历史学者研究法律史时所独具的眼光。在作者看来，各种类型的庄园构成了西欧中世纪的经济体系。而在西欧的土地制度中，占有权、用益权、耕作权这三者是分离的，土地占有者不完全享有用益权，占有者和用益者不一定有耕种权，这三者间不同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义务，构成了中世纪社会等级的基础。而明确的等级制度是西欧一种特有的社会关系。作为西欧中世纪社会主体结构的农民、贵族和教士，被认为是三个不同等级，其划分依据是那个历史时期最主要的三类社会活动，即农业生产、战争和基督教的传教，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种社会结构还是变动不居的，每个等级都在产生着变量。变量最大的是贵族等级，从农民等级中离析出“自由”的市民阶层则对社会发展最具意义。就政体结构而言，西欧中世纪早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制度具有个人联合性质。尤其是封主与封臣之间，用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维系着这种联合，结成一种准契约形式的互惠。为了维护社会等级和社会制度，基督教“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既加强了王权的权威，由教会举行的加冕礼使王权的合法性具体化，也提升了基督教自身对世俗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就更加造成了中世纪西欧社会关系的复杂化。 　　多源头的法律传统使中世纪西欧多元的法律制度成为可能，中世纪社会的复杂性使其多元的法律制度成为必要。而西欧中世纪社会的法律体系构成，则包括了特许权、习惯法、庄园法、教会法令等诸多元素，作者对这些元素逐个进行了分析。庄园法在中世纪中期以前并不是一种判定公正和正义的法律，而主要只是管理农业生产的规则、条例，目的在于调整穷人和富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管理”与“劳动”之间的关系。由于庄园的类型属性不同，因此庄园的各方面规定极不统一，主要依据的是在各地约定俗成的惯例基础上所形成的习惯法。具有习惯法特征的庄园法含有保护庄园里所有成员的功能，因而它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为领主所利用也能为农民所利用，因此农民与庄园主之间既存在着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也存在着相互依附的关系。至于采邑制，它作为中世纪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主要调节贵族和王权之间的关系。领主在获取采邑的时候，也获得了所附带的各种权利，尤其是司法权，这样就使得国王司法权十分有限。但国王为了突破这种局限，往往以特许权的方式来封授某些权利，以显示自己的统治权威。特许权针对社会中的特有现象，给予某个特定群体的豁免权利或保护性权利，既有法律权威又有政治统治权威，是中世纪西欧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特许权有赐给领地的，也有赐给商人和城市的，还有赐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