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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OFDI决定因素基于公司治理视角 　　摘 要：本文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选取2005―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并首次引入境外法人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变量，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结构对于企业OFDI的影响，并探讨公司高管权力对于上述股东对企业OFDI影响的修正作用。结果表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对于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OFDI均存在明显的积极影响；境外法人投资者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OFDI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国有上市公司OFDI却存在阻碍作用；高管权力的修正作用尚未得到确定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上市公司；OFDI ；公司治理；境外法人投资者；高管权力 　　中图分类号：F8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10-0027-07 　　一、引言与文献评述 　　自2001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十分迅猛。2002年我国企业OFDI数额仅为2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据激增，首次突破500亿美元；2010年我国企业OFDI数额首次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2年我国企业OFDI创下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首次跻身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2013年我国企业OFDI更是达到901.7亿美元，2002―2013年期间年均增速高达40.02%。 　　与我国蓬勃发展的OFDI实践活动相对应，对我国OFDI的理论研究也日趋丰富。据Proquest数据库统计，2000年以前我国OFDI为研究主题的英文论文仅有52篇，到2013年已经迅速增加到1005篇。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国内外学者以国家为主体对象，集中研究了我国企业的OFDI动机与决定因素、进入模式、区位选择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以梅利茨（Melitz，2003）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崛起，对我国企业OFDI的研究也呈现出新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并以企业为主体对象，主要探讨我国企业的OFDI动机及其决定因素。但是，影响一国企业OFDI的因素是多维的，换言之，考虑企业规模、资源、生产率等异质性因素更多的是侧重生产视角，考虑投资动机等因素更多的是偏重战略决策，相比之下，对企业OFDI的经营管理（比如谁来进行OFDI决策）则考虑偏少。事实上，OFDI作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重要企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例如所有权结构、决策者的身份、决策者的权力大小、决策者与公司股东间的利益冲突等。毕竟，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现代公司的一个重要特点，且企业国际化通常需要较大数额的投资，其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企业管理者。因此，企业是否进行OFDI会受到所需资源和科学决策的共同影响，即受到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双重影响。毫无疑问，公司治理机制在企业OFDI中将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此，韦尔默朗和巴克马（Vermeulen和Barkema，2002）认为企业高管的个人特性将会影响企业的吸收能力，从而对公司的国际化进程产生影响。罗斯（Roth，1995）亦认为，公司CEO会极大影响企业对于国际化信息的接受程度，这将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公司治理视角关注我国企业OFDI的研究开始起步。概括而言，现有文献的着眼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关注公司的控股股东。例如，拉马萨米等（Ramasamy等，2010）通过选取2006―2008年间我国200家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数据，将其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性质分为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运用Poisson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OFDI属于资源寻求型，更倾向于自然资源丰富、政治环境有风险的国家，而私营企业OFDI则属于市场寻求型。利恩等（Lien等，2005）采用228家台湾上市公司数据，其中包括122家对我国大陆进行OFDI的公司和167家对我国大陆以外地区OFDI的公司，运用计数回归等模型得出结论：对于台湾上市公司而言，家族控制对于在我国大陆的OFDI具有激励作用，而在其他地区的OFDI则受到国有股东控股的积极影响。其二，关注公司其他重要非控股股东角色。例如，胡和崔（Hu和Cui，2013）关注国内机构投资者与外国公司在上市公司进行OFDI决策中的作用，并探讨CEO权力对其作用的影响。通过选取我国224家上市公司数据（112家OFDI企业与112家非OFDI企业），以资源导向型观点与委托代理理论为理论基础，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回归。研究表明，国内机构投资者与外国公司能够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进行OFDI，但是，国内机构投资者对于OFDI的促进作用随着CEO权力的增加而减弱，而外国公司受CEO影响后对于OFDI的作用则有待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