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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潜在风险与化解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城市。我国现处于城市化快速阶段，此阶段社会风险高发，如何识别并防范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基于大量农民进城视角，从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放缓、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劳动力素质和产业发展不适应等方面，认为农民大量进城潜在的贫困风险和失业风险在未来不容忽视。同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化解中国快速城市化、大量农民进城的潜在风险。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 城市化 贫困风险 失业风险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能够促进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并有助于扩大内需：加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战略；进而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强大而持久的动力，确保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城市化蕴含的巨大机遇，准确研判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应对城市化面临的风险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走出农村、跨入城市。随着城乡结构加快转换，乡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浪潮的跟进，再加上农村土地流转，大量剩余劳动力解放，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从1978年的17.9%迅速提高到2013年的53.7%，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处于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与发达国家通常城镇化率达到80%的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依然滞后，未来还有20%-30%的提升空间。中国每年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有1300万人要走向城市。根据城市化发展诺瑟姆S曲线，城市化加速阶段社会风险属于高发期，如发达国家随着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中，市区出现了劳动力过剩、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如何识别并防范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关于此类的研究，诸如学者毛园芳（2010）认为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潜在风险来自于：农民的土地被城镇化了，而农民及其家属未被城镇化，给其中部分人带来失去生产和生活保障的风险，可能对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王健（2014）认为农地非农化带来了失地农民生存风险的增加，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着社会融入的挑战，日益扩大的人口流动规模也增加了社会管理风险。国内目前对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较为深入透彻，所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农民该如何转化市民，而对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潜在风险关注不多，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少。从长期看，如果农民大量走向城市的潜在风险得不到改善和化解，必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它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中国向城市化社会的转变。本文对大量农民走向城市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潜在风险分析 　　（一）贫困风险 　　20世纪60年代，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改，创建了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把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该模型在第二阶段，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产品减少，粮食价格上涨，同时由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由此导致农业部门劳动力工资上涨。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直接促进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由于现在工人的工资在上涨，那么农业产品价格也在涨。此外，我国失业人口数量大，农村劳动力较多，如果降低失业率，就必须增加投资，但这样会使物价（CPI）进一步上涨，再加上城市生活成本高，使得进城农民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恩格尔系数处于高位。 　　此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农民工户籍问题将得到解决。现在的最大问题是，进城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买得起房，避免城市贫民窟的出现。虽然我国目前名义上的城镇化率为53.7%，其实有城镇户籍的常住居民不足27.6%，也就是说有3.5亿人在城镇工作，基本上属于打工者，如果这3.5亿人留在城市，假定一半需要房子，需要城市提供1.75亿套房子。如果要达到70%世界城镇化的平均发展水平，还需再增加1.75亿套房子。目前的城镇化垄断体制只能带来高房价，普通农民收入估计20-30年很难买房。这样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人口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大量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