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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铜管乐器领域创作及研究状况述略 　　西洋铜管乐器在传人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已逐渐成为深受中国音乐爱好者喜爱的乐器品种。在长期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铜管乐器无论是在演奏、教学，还是创作、科研等方面，都有了快速的发展。以小号、圆号、长号、大号等为代表的铜管乐器，不但在交响乐队、军乐队和流行乐队中担任重要角色，还在室内乐、独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音乐表演艺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洋器乐表演艺术的发展历程，铜管乐器较之弦乐、钢琴等由西方传人的其他乐器品种来说，无论是在作品的创作质量、数量，还是在专业的理论研究水准方面，都显示出较大的差距，其创作和科研现状已无法适应迅猛发展中的铜管乐器艺术。 　　本文主要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号、圆号、长号等西洋铜管乐器在创作与科研方面的简要情况，并提出自己的些许思考和建议，以抛砖之效引起学界对我国铜管乐器相关领域问题的关注。 　　 　　铜管乐器领域作品创作的基本情况 　　 　　自20世纪50年代起，铜管乐器的演奏和创作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大量创作、改编或移植的反映时代、歌颂英雄、歌颂新生活的作品不断涌现。由中国作曲家、演奏家自己创作、采用民族音乐素材、借鉴西洋创作体裁创作的铜管乐器作品不胜枚举，其中也不乏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　改编类乐曲 　　此类乐曲依托中国民歌、民族器乐、戏曲音乐、创作歌曲等为素材，运用各自的技术技巧、音色特性等进行改编，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上海音乐学院朱起东先生是我国早年留学美国并获得小号专业学士学位的专家，他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小号曲集》，196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曲集中收录了10首中国小号独奏曲和2首二重奏曲，其中《阿拉木汗》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秋收》根据歌剧《白毛女》中的插曲改编，并把新疆民歌《送我一枝玫瑰花》和福建民歌《采茶扑蝶》改编成了小号二重奏；在笛子独奏曲的基础上，借鉴民间乐器梆笛的滑音、吐音、历音等演奏技法，将《喜相逢》改编为小号独奏曲，是用小号演奏中国民间乐曲的一次大胆尝试。采用陕北民歌素材改编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1983年由美国皇城铜管出版社(Queen City Brass Publications)出版发行。夏之秋根据古曲改编的《梅花三弄》，刘富荣、罗平根据笛子独奏曲改编的《帕米尔的春天》等也是非常流行的小号作品。由冀瑞铨改编的《河北花梆子》，原是一首板胡独奏曲，作者将它改编成一首非常成功的小号独奏曲。贾双改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柏林编曲的《共产儿童团主题变奏曲》等都是根据电影插曲改编而成。圆号方面有：孙大方改编的《花鼓》、《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陈乃盛改编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都达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沈传薪根据内蒙古民歌编曲的圆号独奏《鄂尔多斯民歌变奏曲》，发表于1981年第3期的《音乐创作》上。赫踪根据华彦钧同名二胡曲改编的《二泉映月》也是移植民族器乐曲的成功尝试，熊融礼根据同名歌曲改编而成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和《海上女民兵》，张振武改编的《民歌小变奏：叙事小调》，李斌改编的《山西民歌小变奏》等都不同程度促进了圆号艺术在中国的发展。长号作品如陈燮阳根据同名歌曲改编的《打靶归来》，陈钢根据京剧《沙家浜》选段编曲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罗光鑫改编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方定吴改编的《太阳一出满天红》，桑桐改编的《黄鹤楼》，沈一鸣改编的《北京颂歌》等。这些乐曲对于促进铜管乐器技术技巧的发展以及西洋铜管乐器演奏中国民族曲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创作类乐曲 　　在这类乐曲中，又分为中小型和大型体裁两种情况：小型作品的特点多是依据中国民歌、戏曲、地方音乐等素材加以变化发展，以充分发挥本乐器的表现特色和技术技巧为目的进行创作。根据现有资料，最早为管乐器创作中国乐曲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丁善德，他于1955年创作了一首包括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圆号和小号在内的管乐十重奏《新疆舞曲》，当时是为德国小号专家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专家班毕业音乐会而创作。《音乐创作》1958年第9期刊登了许林作曲的小号独奏《秧歌》，这是最早发表在《音乐创作》上的铜管乐作品。1981年，许林先生还在《音乐创作》第3期上发表了小号独奏《溜冰变奏圆舞曲》；70年代，他还创作了小号三重奏《站在苗岭望北京》，此曲是为贵州当时几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小号演奏员而创作的。罗平作曲的《牧羊姑娘》是教学曲目中比较流行的一首，它是一首单三部曲式结构的小品，整首乐曲简洁明快，既适合于教学又适用于演奏。陶嘉舟、娄连广、车子昭作曲的《天山新歌》又名《天山军民筑路歌》，于197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