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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成就与存在问题 　　摘要：文章尝试简要回顾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走过的历程，总结了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现状，同时对当前翻译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翻译理论研究；成就；问题或误区 　　1.引言 　　中国的翻译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译经家支谦主张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原则，迄今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而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研究则发端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至今对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仍偶有质疑（陈凯军，2006），但公认的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翻译理论建设至今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步。 　　2.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 　　从1951年董秋斯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首次旗帜鲜明地主张建立翻译学；再到1990年刘宓庆凭借《现代翻译理论》的出版，里程碑式地确立了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从对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进行零敲碎打式的阐释，到大量引介甚至盲目追捧西方译论，再到热情投入到对翻?g理论的建构中，在经历了不同阶段后，我国的翻译理论建设终于取得了喜人的进步，发展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翻译学，基本形成了现代的翻译理论，“初步形成了一支译学研究队伍”（谢天振，2001），具体体现在： 　　1） 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 　　无论是汉唐时期佛经翻译中“五失本”、“五不翻”的原则，还是洋务运动中马建忠主张的“无毫发出入于其间”的“善译”原则，抑或是近代以来对中国翻译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信达雅”、“化境”等观点，大多是译者根据自身翻译实践凝练的经验技巧总结，往往跳脱不了对翻译活动的普适性指导原则和技术标准的窠臼。 　　经过学界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已经摆脱了以往从微观角度开展研究的桎梏，不再仅仅围绕“直译与意译”等具体问题的争论，开始从宏观角度重视起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学体系的整体建构。从主张建立翻译学，到正式确立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再到《现代翻译理论》的震撼问世，伴以众多对翻译学的建设途径、方法与具体内容加以探讨的文章，翻译学在这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着实令人欣慰而动容。 　　2） 跨学科性研究日趋明显 　　作为一种跨语言的复杂交际活动，翻译无可避免地要涉及不同背景下的文化差异、翻译动机、译文目的等诸多内容，其内涵远超语言本身。单从语言层面对翻译理论进行的研究既无法满足翻译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无法从本质上对翻译进行探讨。 　　因此，美学、社会符号学、神经心理学、文艺学等越来越多的学科的研究成果开始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中，用以探讨翻译的本质。这样的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认知和了解，在拓展了翻译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反过来为这些学科本身提供了更多的可探索空间。 　　例如，从美学的视角对翻译加以研究，扩展了对美的内涵的主观理解，提升了翻译参与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在拓展了美学研究的空间的同时，也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而深刻的思考角度；而从社会符号学的视角对翻译加以研究，则巧妙地提供了翻译中言语转换的桥梁，克服了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3） 翻译研究的合作日趋明显 　　上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的翻译理论也同样大多停留在探索规定性标准和普适性技巧的层面上，在实质上与中国传统的“信达雅”、“化境”等理论并无区别。但是受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已经落后于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规模和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影响上均和西方翻译研究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就现状而论，当前的翻译研究合作中更多的是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对西方的借鉴，奈达、卡特福德等人的理论便成了中国学界的研究对象。西方的翻译理论的陆续引介，促成了国内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分工，使得“历来重实践轻理论的中国翻译界，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重视起来，催生了一大批翻译理论研究者”（张经浩，2006），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活力。 　　3.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误区：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翻译理论界迎来了一次研究的高潮。这之后的翻译理论研究则进入了一个相对的“静寂期”。总结中国的翻译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以下问题或者误区： 　　1） 翻译理论与实践脱节 　　近年来随着翻译学的长足发展，“翻译无理论”的观点已经失去立足基础，但“翻译无用论”的赞同者仍不在少数。探其根源，翻译研究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现实中，翻译理论与实践仍然维持着界限分明的格局，将这二者同时有机结合的研究并不多见。传统观点认为，理论只能来源于实践，并且必须反过来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而在实际中，对翻译理论不甚了解并不妨碍优秀的翻译作品的产生；同样地，并非所有的翻译研究者都对翻译实践有着充分的涉足。一方面，基于翻译实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