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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中外国形象研究 　　[摘要]春节联欢晚会运用多种节目类型与非节目形式构建外国形象。这些关于“他者”的想象与表征中既包含异域风情和外国文艺，也容纳中外文化及经贸往来中的成就与进步。其在不同时期虽有阶段性变化，然而本质特征始终是代表媒体及其背后的行政权力、市场资本的传播意图，用以映衬和烘托国富民强的大国形象，渲染民族情感，界定文化身份。 　　[关键词]春晚 外国形象 建构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媒介社会的节日传播与文化认同”（12YBB176）、湖南省教育厅项目“中国传统节日的媒介呈现与重构研究”（11C0842） 　　岁末年初，央视一年一度的春晚拉开演出帷幕。尽管在电视收视竞争激烈的当下，春晚受瞩目的程度已不及以往，但它依旧是牵动学界和业界神经的年度性热点事件，也依然是春节期间人们节日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既有现实价值亦有继续研究的理论价值。 　　本文对春晚的关注和探讨既不针对特定的节目类型，也不是聚焦特定年份的具体表现，而是将研究的对象锁定为以异国他乡为题材创作的节目。相关内容自1980年代末便出现于春晚的舞台上，虽为数虽不多但持续至今，已成为春晚节目体系中的一项固定组成，展现出颇具深意的的关于“他者”的镜像。本文旨在通过纵向梳理和文本分析，勾勒外国形象在春晚中的形成与演进过程，揭示其特征，批判其背后的问题，不但更深刻地了解春晚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而且以此为例深刻地洞察国内其他的传播实践。 　　一、概 况 　　1.界定。 　　从文化研究的视域下，“他者”（they）是与“我/我们”（I/We）相区别、对立、矛盾的存在，彼之“异”与我之“同”相互映照、衬托，甚至强化。在特定的情境下，“他者”与“我/我们”（I/We）的关系也可以发生改变，比如，在冲突中互通、交融，从“异”走向“同”。在春晚的舞台上，这种关于“他者”（they）与“我/我们”（I/We）的文化想象同样存在。 　　1989年，前南斯拉夫留学生桑样参与表演的京剧选段《苏三起解》，可视为春晚构建外国形象的传播开端。这些被想象和被赋予表征的海外世界尽管在地理上与我们相距遥远，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异明显，但它们都借助舞台艺术和电视技术的手段被统合于春晚的舞台上，与我们相聚于同样的神圣时刻――春节。不仅如此，为使这一宏大的形象能为普通观众所见所感，春晚在表征和建构时有意识地选择以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颇具地域色彩的外国文艺作为视觉载体，多以中外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进程中的成就、中外民间沟通中的趣事为题材，借此描绘一个符合各方需要的想象中的国外世界，引导受众对异邦世界的认知。 　　限于舞台表演的特殊性，春晚对中国以外的海外世界所进行的表征活动，一方面缺少影视剧的充裕表现时长和空间，缺少某个真实新闻事件的现实背书，另一方面却因春节这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而富有深意，因春晚在国内的特殊行业及社会影响而与众不同，因而其既与国内媒体其他表征外国形象的传播活动有类似的视角，但又在具体形式和传播效果上并不相同。 　　2.演出形式。 　　三十余年来，相关内容既出现在歌舞、语言等类型的节目中，也出现在非节目形式中，其中节目是构成的主体，也是本文的分析对象。 　　在相关节目中，小品和相声因其节目时长更长，话语表达的空间更充分，因而在意义表征和情绪渲染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相比而言，歌舞、戏曲、杂技、魔术等节目则因缺乏充裕的话语延展空间和戏剧冲突，因而在表达传播者意图的过程中不易被正确解读或更易被观众所忽略。1990年代以后，由于晚会主持的司仪作用凸显，大量串词被用来强化晚会的政治意图而不仅是串联不同节目，因而主持人台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歌舞等节目因缺少情节、人物所导致的表意缺陷。2011年后至今，随着春晚节目体系中增加了创意节目这一新的节目类型，创意歌曲、创意舞蹈、创意器乐演奏等也成为构建异国形象的途径之一。这些新节目形式的编排方式更新鲜，科技含量更高，视觉效果更绚丽。 　　在节目中，通过挑选特定演员、规定其表演方式对节目特定的创作题材进行了特殊的考量和设计，除少部分节目由中国演员扮演外国人的角色外（如1994年《越洋电话》），大部分节目都由外籍艺人或艺术团体表演或参演。邀请外籍艺人参与春晚演出也成为晚会的一个“保留动作”，加盟春晚演员阵容的外籍艺人既有普通的留学生，也有国际知名的明星大腕；此外，多个外国演出团体也曾在除夕为中国观众带来与国内同行不同的视听感受。比如，在2013和2014两年的春晚中，先后有席琳?迪翁、苏菲玛索、李敏镐和雅尼及其演奏团队、匈牙利Attraction舞蹈团登上春晚的舞台……无论这些参演的外籍艺人是以团队还是个人的形式加入，无论他们是蜚声海外的明星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除了吸引眼球以外，外籍艺人本身都成为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