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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从众倾向经济学分析 　　摘 要：语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劳动的产物。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具有从众倾向，人们偏好使用人口相对较多的语言，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随着社会的发展，方言将逐渐向普通话靠拢。 　　关键词：方言 从众倾向 经济利益 　　方言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话”，是某一地区居民普遍使用且与其他地区有着明显差异的同一语言在不同区域上的分支，是民族语言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分化出来的具有区域性的异变体。方言的产生与变异，与人们生活的区域有关，是长期历史沉淀的结果。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差异，与人口迁徙和分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人口的流动性，对方言变异产生明显的影响；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古代家庭大都是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物质交换十分有限，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只在有限的区域内活动，加上山川阻隔，交通不便，“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①，久而久之，演变成了各具区域特色的方言。 　　一、方言的从众倾向 　　方言的从众倾向是指一个人会受到他身边多数人所讲方言的影响，自觉地学习、模仿他们的方言。因此，使用人口少的方言会受到使用人口多的方言影?，使用人口多的方言会受到通用语的影响。根据人口流动的规律，经济条件较差地方的人口自然地向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流动，人们自然就要学习当地的语言，这样才能适合当地的生活。对于我国来说，农村方言受到周边小城市方言的挤压致使说农村方言的人口减少②，小城市方言往往受到周边大城市方言的挤压，致使说小城市方言的人口减少，全国各地方言受到普通话的挤压，致使说地方方言的人口减少，说普通话的人口增加。这种影响和挤压的程度，通常表现为人们减少所使用方言的时间和机会，甚至完全抛弃过去所讲的地方方言而选择普通话。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农村人要模仿周边小城市人说话，小城市人为什么要模仿大城市人说话，大城市人群为什么要模仿北京人说普通话，全国人为什么都倾向于说普通话了。 　　方言的从众倾向与人口的流动性有关，在人口流动性大的地区表现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后，偏远地区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开始学说外地方言，以适应当地人的生活。如广东，早期外来务工人员要学说白话，有的是先学一些白话后才来广东务工的。随着外来务工人口的增加，有的地区出现了外来人口多于本地人口的现象，如东莞市户籍人口189万人，常住人口832万人；深圳市1979年建市之初只有31万人，到2016年实际管理人口2000多万人，绝大多数是外地人。人口结构的变化，通用语言的选择也发生了变化，外来务工人员不用再讲白话，反而广东人在学讲外地话，大家都讲起了普通话。 　　方言的从众倾向，不仅是个人自觉，也是政府自觉。我国古人十分重视语言的统一，周朝时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正言”指的是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据史料记载，“雅言”是以周朝国都丰镐地区的语言为全国通用语，各地语言相对于丰镐话来说都是方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就是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元朝时，统治者考虑到语言不通，下令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话为标准音的“天下通语”。明朝皇帝朱元璋下旨编纂《洪武韵》，颁发全国。到了清朝，雍正皇帝率先对官员使用“官话”，在方言最难懂的福建、广东设立了“正音书院”，让读书求仕的人学习官话，否则就不许参加考试，让各级官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一律使用官话，以免因各地语言不通，耽误政事。新中国成立后，200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 　　普通话的推广和使用，挤压了各地方言的生存空间。浙江金华市曾经做过关于金华方言的调查，在6岁到14岁孩子中，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普通话，其中52.03%的人完全不会说金华方言，能用金华方言较好交流的仅占22.65%。方言的从众倾向，使现在的孩子一代比一代少讲方言，他们从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就接受普通话教育，回家看的是普语动画片，游戏及任何来自书面或者媒体的信息都用普通话。方言的濒危状态早已是学界的共识，特别是在经济落后地区，表现尤其明显。 　　二、方言从众倾向的经济因素分析 　　方言的从众倾向不仅是心理因素，更重要的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分析，首要是把个人当成“经济人”，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者。一个人的行为选择，符合他的效用最大化法则，否则，他就不是理性的经济人。因此，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包含着经济因素，选择哪种语言不仅仅是从众心理需要，更主要的是语言背后经济利益优化的结果。人们选择使用哪种语言，放弃哪种语言，都是通过经济上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