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警示训诫防线对中国特色执政党政治伦理建设意义.docVIP

构建警示训诫防线对中国特色执政党政治伦理建设意义 　　任何政党都秉承着自己所特有的政治伦理价值观，这是它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的善与恶、好与坏进行评价的根本尺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作为最高政治伦理原则。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自己的政治伦理价值观进行总结和提炼，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从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到建设“和谐社会”，从人民当家作主到“以人为本”。最终形成了以“以人为本”为轴心，公正、和谐、民主、自由内在统一的四位一体的政治伦理价值观构架。其中，公正体现了执政党平等、正义的实质性价值诉求；和谐体现了执政党协调、有序的关系性价值诉求；民主体现了执政党包容、开放的主体性价值诉求；自由体现了执政党高远、持久的目的性价值诉求。这种四位一体的政治伦理观，反映在执政党的执政实践中，必然表现为目标层面的合公共性――为民执政，制度层面的合法律性――依法执政，价值层面的合道德性――以德执政，行为层面的合规律性――科学执政。 　　任何政党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自己认可的政治伦理价值观传输给社会。警示训诫防线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体现了执政党政治伦理的实现方式，而且它本身也堪称制度伦理的典范。 　　 　　一、警示训诫防线与中国特色执政党政治伦理的内在契合 　　 　　构建警示训诫防线是建立健全反腐败惩防体系的一种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它突出了教育的针对性，提高了监督的主动性，增强了防范的严密性，强化了纠错的及时性，全面体现了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原则。警示训诫防线传达出中国特色执政党对干部的一种政治伦理要求，而其采用的方式方法又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与执政党的政治伦理形成内在契合。 　　 　　1．构建警示训诫防线的历史和逻辑前提 　　(1)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观的内在缺陷：重“私德”而轻“公德”，重人格伦理而轻制度伦理。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卷十二中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尽管传统文化在很多情况下宣扬“天下为公”的伦理价值观，但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社会秩序更多是通过血缘、家庭为纽带来维系，国家更多表现为“家天下”而非“公天下”的特性，并以裙带、宗法和等级秩序关系的形式反映出来。社会成员的家庭责任和义务感强烈，而国家责任、社会责任等公共责任意识淡薄，“私德”的伦理教化能够更好被人们认同并自觉践行，而一些反映“公德”的信条却受到冷落。只有在某种巨大的危机降临的时候，社会成员的“公德”意识才会苏醒。与重“私德”而轻“公德”相对应，当权者重个人人格伦理修为而轻制度伦理的设计，老百姓对开明君主的期望甚于对良好制度建设的期盼。在君臣关系上，伦理的色彩取代了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卷》)，“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事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在官民关系上，这种认识也体现得非常明确，为官者追求“为民做主”、“爱民如子”，老百姓期望“青天老爷”和“父母官”。这种重“私德”而轻“公德”，重人格伦理而轻制度伦理的政治伦理有着内在的缺陷，它使一切政治行为的好坏完全寄托在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上。因此传统政治伦理理论“充其量不过是试图证明所选择的伦理立场是正确的，它并不想对行为作出任何解释。”①传统政治伦理的要害在于国家权力(皇权)中心论，它导致社会的权力本位，形成以权力身份为价值尺度的官本位的社会评价体系；而现代政治伦理则尊崇公民观念、淡化家族色彩、主张人人平等。由于传统的这种政治伦理观在当代中国影响深远，使传统社会习性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形成处于胶着状态。传统政治伦理的积淀和衍生与现代政治伦理的建构与生成矛盾和冲突的态势，迫切需要执政党站出来提供价值导引，这一点成为构建警示训诫防线的历史前提。 　　(2)政治制度安排中存在的漏洞和缺陷：权力过分集中与对权力监督、制约的缺失。权力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必然要运用权力来为“组织”提供保障。尤其在政治领域，权力是理解一切政治现象的关键，围绕权力的配置、权力的制约和权力的监督所做出的制度安排就构成政治生活中的首要问题。在当前中国，由于比较落后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二元制的经济结构、并存的多种经济成分以及转轨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权力配置显得过于集中，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很到位，当这种制度安排中的漏洞和缺陷与政治素养不高的权力拥有者结合的时候，在政治生活中不是表现为公共权力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就是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现象。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