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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治理构建城市民主发展微观逻辑 　　[摘要] 　　城市生活作为现代民主社会中人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其民主治理具有内在必然性。近年来城市民主治理成为城市民主发展的重要趋势，民主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其是否与居民的生活紧密相连，构建起城市民主发展的微观基础，在宏观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杭州上城区的望江“睦邻驿站”建设中，通过生活化交往、互助式服务以及民主促民生实事项目等生活化治理实践，为探寻现代城市居民如何从生人走向熟人、由熟人走向主人的城市民主发展微观逻辑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生活化治理；城市民主；微观逻辑；睦邻驿站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7 　　城市是国家的缩影，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载体，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尤其是在近代工业化进程对人口聚集和人类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影响的作用下，城市获得空前迅猛的发展。在工业化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城市化率普遍达到70%以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57.35%。这意味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半数以上的人口已生活在城市之中，并呈现逐年稳步增长之势。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历史时期的中国来说，城市民主的建设质量及其发展逻辑自然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整个民主政治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亦对城市居民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作用。 　　一、城市生活与民主政治：一个概念史的考察 　　在作为民主起源的古典民主实践中，“民主”是与“城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具有其作为“城邦民主”的固有特色。在古雅典看来，城邦是公民共享有关善的生活方式的观念共同体，是一种体现着美德的道德生活空间和公共秩序，这种秩序是个人基于对公民共同体共有的特性和品质的认同和追求而形成的和谐状态。在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城邦中的政治实践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从本质上看，城邦的特征是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亦即城邦的主权属于拥有公民权的全体城邦公民。雅典的政治生活就建立在公民大会直接表决、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全体参与的基础上，城邦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亦完全体现于他们对公共生活的直接参与。 　　从形式上看，城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是它的小国寡民的规模特征，一般以一个城市或城堡为中心，由包括附近数公里以内的若干村庄组成。到公元前2世纪，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兴起，在人口和疆域都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城邦民主制最终不复存在，然而其包含的诸如“参与”、“分权”、“制衡”等民主精神以及部分具体制度被新兴的罗马国家所间接接受，成为后世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的重要历史渊源。有学者就直接指出，现代民主制就是在吸收古希腊民主思想和罗马政治制度基础上，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而进行的一个全新创造[1]。 　　自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以及工业革命的到来，城市对人口的聚集作用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工业化总是与城市化相伴而生，因此，城市中的民主发展与城市治理问题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以国外发达城市为参照，因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早，失业、贫困等各类社会问题显现得也较早，城市民主都是以解决社区问题为切入点，其目标就是为了满足市民需求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自1601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确认政府对受灾者救助的责任开始，到18世纪末德国汉堡制明确社区是城市实施救助和济贫的单位，再到二战前后发达国家建立福利制度，如著名的“睦邻运动”，主要是协同社区力量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实施社会救助等 　　[2]（P20），强调了公民参与对于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低收入阶层的市民与一些社会组织来说，对城市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参与，即他们不仅参与政策制订，也积极参与到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去，这能够很好地增进他们对决策的可接受程度，以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保证公共服务更符合居民的自身需求。 　　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发展再一次与普通居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现代城市治理中，参与者利益的多元化、异质性和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与满足其所需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成为各权力主体自身利益与其他主体发生冲突的原因。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与城市功能的有效发挥统一起来。城市自治制度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市政府解决城市发展中各种挑战的制度空间，却无法给出城市的民主治理何以可能的具体答案。全世界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历史，特别是随着信息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特征的不断显现，深刻表明了城市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也难以找到一种成熟的民主制度来一蹴而就地解决现代城市治理的各种挑战，它更像是一种被不断演绎、发展的公共理念和经验原则，催生出全球化时代城市民主发展与治理改革的诸多新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