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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思维习惯差异对翻译中语句结构调整影响 　　摘 要 本文论述了了解民族思维差异在翻译中的重要性。通过对东西方民族思维方式差异的分析，本文针对词和语句的翻译，举例说明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中语义理解的影响。 　　关键词 英汉思维 差异 翻译 结构调整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思维依靠语言来表达，而语言则是思维外化的载体，记录着思维的成果。“没有语言，则是思维无以定其形，无以约其式，无以正其实”（李瑞华，1996）。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作用的，其中思维对语言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语言表达的多样性。所以翻译活动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思维活动。翻译的过程是思维活动的过程，思维的共性是翻译的基础。人类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人类的语言反映着人类普遍的共性。虽然各民族语言存在着差异，但都可以利用相同的概念、推理和判断等思维规律指称事物、表情达意等。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原作及其作者）和翻译客体（译者）之间的沟通依靠的就是这种共性。然而，不同的民族对客观世界感知的角度不同，认识的视点不同，思维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那么东西方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用东西方对峙的方法来描述其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常被描述为“具体的”、“直观的”、“模糊的”；而西方民族的思维被描述为“抽象的”、“客观的”、“精确的”（包惠南，2001）。还有的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进行比较，认为东方人是本体的，对事物不甚讲究分析；而西方人是理性的，往往着眼于分析原理，强调由一到多的思想。因此从语言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东西方民族思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具体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差异、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的差异和本体型思维与客体型思维的差异三个方面。这些差异反映到语言形式上，便对跨文化交际双方的相互理解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对翻译过程中语义的理解和传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差异 　　东西方民族都具有以上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侧重。从总体上来看，传统的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具体性，而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抽象性。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尚象”。《周易》以“观象制器解说中国文化起源”，中医以“观颜察色”诊治疾病，人们在生活中以观“天象”预测气候变化，美学则以“意象”为中心范畴。而西方文化秉承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尚思”，西方人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以科学分析为主要手段，试图从物象的类别中提出该类物象的共性，然后抽象概括，形成柏拉图所称的“理念世界”（包惠南，2001）。因此，汉文化“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具体化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尚思”的文化传统则形成了偏重抽象化的思维方式。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直接反映到了句子词汇的使用上。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要依据不同民族的思维习惯，进行有效的词义转换。一般说来，汉语较少使用表示抽象概念的词，而较多地使用具有实指意义的词；但在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例如： 　　1、This gift was a great success. 　　译文：这次礼送的人家开心。 　　2、Wisdom prepares for the worst； but folly leaves the worst for the day it comes. 　　译文：聪明人防患于未然，愚蠢者临渴掘井。 　　例1中的“success”是一个典型的抽象名词，常被直译为“成功”。但是如果将此例直接译为“这个礼物是一大成功”，显然是不符合汉语遣词造句的行文习惯的，会让中国读者觉得不知所云。例2中的“wisdom”和“folly”均表示的是具有抽象概念的一类人，这对习惯抽象思维的英美读者来说，词义简洁明确，易于理解；但是习惯具体思维的中国读者在理解上就会有一定难度。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善于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使之符合汉语读者的思维习惯，达到较好的翻译效果。 　　二、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的差异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哲学孜孜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将天、地、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这就致使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从整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即将宇宙看作一个整体，从全局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而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中，自然是人类的认识对象，认识宇宙、征服自然是人类的根本任务；人和自然这两者处于永恒的矛盾对立之中。可以说西方的哲学观主要是二元论，而非整体论。这种把自然宇宙置于人的对立面的哲学思想使得西方的认识论特别发达，形成分析型的思维习惯。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英汉语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