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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与量整合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文章讨论了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发展与差异，论述了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与量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从研究设计、研究立场和资料分析等三个角度对这两种研究范武的整合途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民族心理学 质的研究 量的研究 整合 　　作者植凤英，女，西南大学西南少数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张进辅，西南大学西南少数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地址：重庆市，邮编400715。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质的研究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理解的一种活动。量的研究是采用实验、调查、测验、结构观察及已有的数量化资料，对心理现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将所得结果作相应的统计推断，使研究结果有普遍的适应性的一种活动。长期以来，这两种研究范式相互对峙，互不借鉴，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心理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如何实现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有效整合，以能更充分地从不同侧面揭示民族心理的实际，提高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是值得每个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一、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与量发展与比较 　　 　　(一)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发展 　　兴起于德国的民族心理学，从其诞生之日便具有质的研究传统。心理学的鼻祖冯特(w.Wundt)早在1862年就认为心理学应是两个基本领域，即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他认为，民族心理学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③在冯特看来，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不可避免地同语言、神话和风俗习惯等社会产物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历史文化产品的分析，推演出高级心理过程的基本规律。冯特的历史文化产品分析实际就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是档案文献法、语言分析法、口语记录法以及民族志法的综合。弗洛伊德则通过对图腾、禁忌等潜意识象征意义的病症解释和文化解释，揭示了潜意识在人的整个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机制。之后，随着主流心理学对“心理学科学化”的追求，质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界渐受冷落，但在民族学、人类学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对日本国民性格进行研究，写就了著名的《菊花与刀》；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通过对北美的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写就了《原始人的心理》；鲁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Magrelit Mead)在20世纪20年代对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写就了《文化模式》、《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来自南洋：原始社会的青春期与性的研究》、《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等著名的民族心理学著作。 　　与此相对，由于受种族主义和“心理学科学化”追求的影响，在较长时间里，心理学界基本上不重视民族心理学研究。文化上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群体之心理学专门研究，几乎是空白。虽然对少数民族问题感兴趣的心理学家日渐增多，但受主流心理学的影响，其研究取向也转向量的研究。与其他心理学分支一样，民族心理学研究中量的研究也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中，量化的跨文化比较成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研究者通常按照心理学的要求，携带各种精心设计的测量工具到不同民族中进行心理调查，然后根据不同民族的调查结果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由于跨文化比较主要采用的是实验、心理测验等量的研究范式，文化心理学家通常把跨文化研究看作是“准实验”，其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要数对皮亚杰认知理论的跨文化认知研究。目前，量的研究已遍及民族心理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比较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分别代表着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第一，理论基础不同。量的研究以实证主义为基础；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后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同时解释学、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等思想对其也有影响。尽管质的研究来自很多不同的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的观点本身也有不同，但它们与实证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本体论两者有着不同的前提假设。量的研究的本体论假定，心理现象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观存在，因此，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必须采用客观的观察、测量。质的研究的本体论则是将心理现象看作是主体涉入的生活世界，它绝对不同于客观的物理世界，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际上是主体在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建构，两者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