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较教学法在中国文学教学中运用.docVIP

论比较教学法在中国文学教学中运用 　　笔者在日常教学中发现，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往往流于空泛。这首先是由于在介绍文学发展概况、文学运动和评价作家作品时，一些文学史教材只是简单地灌输结论，而缺少论证过程，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品评，更是直接引用文学史上的名家成论，没有做感性的分析。加上中国文学历来就有点评式的鉴赏传统，文学作品的妙处从来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使得文学史的学习更多地要靠学生平时的阅读积累和感悟体会，也就造成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含浑不清。这个问题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尤其突出。笔者发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充分利用比较教学法。 　　其实比较教学法在我们的教材里时有提及，在教学中也经常用到，例如《诗经》与《离骚》的比较；李白与杜甫的比较；苏轼与辛弃疾的比较；韦庄与温庭筠的比较等，这些比较能帮助学生很容易地区分同时代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但是这种方法运用得还不够广泛。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就发现，比较教学法的灵活运用为学生学习文学史这门课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感的途径，较容易为学生所接受。下面将结合具体教学实践展开论述： 　　 　　一、同题材诗歌的比较： 　　 　　同题材诗歌的比较首先可以看出诗人的不同风格。 　　比如说同为咏梅词，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中的梅花“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孤高凄苦，暗示了词人坎坷的政治遭遇，同时梅花“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高洁品行也象征着词人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节操；而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则反其意而用之，通篇洋溢着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已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诗的意象雄奇瑰丽，情感浪漫恣肆，体现了革命家的大气。 　　同题材诗歌的比较还可以用来区别不同流派的风格。 　　如韩愈和白居易同是中唐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倡导以乐府写时事，反映现实，干预政治，所以文学史上将这一派诗人称作“写实讽喻诗派”；韩愈及其门下诗人走的却是另一路，他们重视以诗歌表达个人情感，而不大注重社会接受，所以被看作当时的主观诗派。李贺甚至走得更远，他的诗歌以描写非现实的意象为主，怪怪奇奇，被人称为“诗鬼”。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李贺、韩愈、白居易的三首音乐题材的诗歌来体察这种区别。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的《琵琶行》同被誉为描写音乐的至文，但是三篇诗歌的风格却截然不同。白居易是一位重客观写实的诗人，作诗注重对客观物象的描摹，刻画音乐重在内容，务要曲尽情态，所以《琵琶行》正是以一连串的比喻来模拟整首乐曲的不同部分，比喻意象单纯平实。韩愈则是一位重主观写实的诗人，表现为《听颖师弹琴》一诗移情入乐，融入了强烈的个人身世之感，诗的结构也跳脱变化，出人意表。不过，他仍是采用现实中的事物作为喻体来表现音乐内容的。李贺则与此二子不同，他完全是一位只注重主观写心的诗人。他能够跳出前人的思路，不句句摹写音乐内容，而是描写音乐的效果；不写现实中的人和物，而是想象音乐如何打动了天界诸神，并将它敷衍成一篇情节生动的神话故事。在这片音乐仙境中，昆山玉碎，芙蓉泣露，月光清泠，露脚斜飞，对音乐的刻画不再是对每一句乐曲的高低变化的追摹，而是化形似为神似，做到了对音乐整体意境的还原。这样，通过对三首诗的比较就可以更好地体会不同诗歌流派的诗歌风格。 　　同题材诗歌的比较不光可以看出诗人的个性，甚至能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特点。 　　例如李白和苏轼同写过以庐山为题材的脍炙人口的诗歌，李白有《望庐山瀑布》，苏轼有《题西林壁》。前一首写景，“飞流直下三千尺”是何等的气势飞动，气象豪迈；后一首则重说理，“不识庐山真面目”正是因为当局者迷。杨慎《升庵诗话》曰：“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远。”从这两首诗的比较正可以看出唐诗兴象圆融而宋诗说理透辟的特点。 　　又如盛唐的边塞诗与中晚唐的边塞诗。盛唐诗里有的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的浪漫，有的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瑰丽，有的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有的是“醉卧沙场君莫笑”的天真，太平盛世的气象呼之欲出；而到了中唐，固然也有“若个书生万户侯”的高呼，可是已是“霜重鼓寒声不起”，“一夜征人尽望乡”的乡愁夹杂着难以掩抑的末世的哀音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文学创作确实包含了时代的因素。 　　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指出，影响文学创作的两大因素是时代和地域，我们通过同一题材不同地域诗歌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古代文学创作怎样受到地域风气的影响。 　　例如南北朝民歌的比较。同是言情诗，南朝民歌流露的是脉脉温情，“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作蚕丝》），风格含蓄委婉；而北朝诗言情则是坦诚相见，抒情率真，“腹中愁不乐，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