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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采访必须遵循原则与底线 　　印度“今日播报”电视台和一家名叫“眼镜蛇邮报网”的网站2005年12月12日联合披露说，为了揭露议会腐败现象，从当年4月开始，他们派出记者假扮杜撰出来的“北印度小厂商协会”的“说客”，用现金行贿的办法游说印度国会议员，要求他们在议会上提交对该厂商协会有利的质询问题。经过8个月的“金钱攻势”，“卧底记者”成功收买了11名议员，并偷拍下了这些议员受贿的场景。这一通过暗访形式获得的丑闻的曝光，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印度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顿时为之一片哗然。虽然受贿议员目前已经全部被停职审查，然而他们并不服气，认为这是一个陷阱，是记者设下圈套的蓄意“陷害”。①在笔者看来，议员受贿固然犯法，应受谴责；但是丑闻的始作甬者――记者以假身份诱人犯罪制造新闻亦属违法，也应该受到鞭挞。 　　 　　破坏动机良好原则 　　 　　通过印度“记者行贿议员”丑闻一案发现，媒体和记者产生揭露议会腐败现象意图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或者说良好动机还缺乏一些先决条件。在世界各国新闻界，隐性采访虽然一直都行走在随时都可能触犯法律的边缘，但是由于其对腐败、邪恶现象的强大震慑作用而又广受读者欢迎、媒体支持、记者追捧。为了赢得读者占领市场，各国的各种媒体不惜“带着镣铐跳舞”，他们在操作隐性采访时奇招迭出。而各国对隐性采访是否违法大多以是否符合公众利益为衡量标准，因此，各国媒体和记者为了规避法律制裁，无不遵循以公众利益为转移的动机良好原则。印度“今日播报”电视台和“眼镜蛇邮报网”实施记者卧底揭露议会腐败可谓深得其中三昧。揭露议会腐败，事关印度民生，动机能不良好吗?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遵循良好动机报道原则的隐性采访，按照国际的普遍做法，必须符合这些先决条件：一，针对的必须是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二，通过正常途径无法收集资料；三、公开采访难以了解真实情况；四、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然而，印度“今日播报”电视台与“眼镜蛇邮报网”“为了揭露议会腐败”的“良好动机”并未建立在这些先决条件的基础之上。即这两家媒体与记者并没有在实施暗访之前发现印度议会确实存在腐败这种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媒体与记者确实撑握了这样的证据，他们不可能不把对自己有利的最重要的新闻背景交待出来；我们也不能因媒体与记者为收买议员花了整整8个月的功夫而认为正常途径无法收集资料或公开采访难以了解真相。事实上，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通过公开采访报道这种方式谴责腐败与邪恶在绝对数上还是多于隐性采访的。 　　考虑到印度新闻业的特点，我们其实更应该有理由对媒体与记者制造丑闻的真正意图表示怀疑。长期以来，印度都是一个以印刷媒体主导新闻业的国家，目前的注册报刊有4．3万种，不仅电视的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电脑的拥有量也很少②，其千人电脑拥有量仅为3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网络媒体难成气候。⑧因此，如何挖掘爆炸性新闻以赢得观众，已经成为印度电视、网络媒体寻求在印刷新闻业中迅速突围的有效方式之一。更何况，印度新闻业主要控制在少数家族财团手中，④其报道以家族利益或以所支持党派利益为转移是必然结果，这是由印度新闻业的资本主义特征所决定的。因此，没人能够否认制造轰动新闻赢得观众与市场才是“今日播报”与“眼镜蛇邮报网”实施记者卧底行贿议员的最根本的出发点，而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至少不只是单纯地“为了揭露议会腐败”。 　　 　　超越法律底线 　　 　　诱导型隐性采访是违法的。国际上，隐性采访虽然由于其对舆论监督的强力支持而在情理和道德层面上普遍受到公众的欢迎。但是由于其采集新闻的隐蔽性和发表的突然性极易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引起法律纠纷而为新闻界所担忧。试图不惹麻烦而又能名利双收的媒体与记者为此如履薄冰，不得不在新闻的采访权与隐私权、名誉权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的支点。为了方便媒体与记者在操作隐性采访时避免法律纠葛，一些法律和新闻学专家学者为此专门给隐性采访进行了分类。顾理平借鉴世界各国警方侦查案件回应侦查与诱导侦查的方式，将与之相似的隐性采访分也为两种类型：回应型隐性采访和诱导型隐性采访。⑤虽然他并没有对回应型隐性采访作任何置评，但是根据他对犯罪在前，侦查在后的回应侦查的理解，却是与国际上采取隐性采访方式所应普遍遵循的已有证据表明暗访对象的行为已经或者正在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原则悄然吻合。显然，虽然回应型隐性采访不一定为法律提倡和保护，但是顾理平的分析无疑表示他认为这种采访方式比较谨慎，不易引发法律纠纷。 　　诱导型侦查是指对于某些隐蔽性特别强的犯罪，侦查机关往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犯罪的过程，对于潜在的追究对象进行某种程度的引诱，诱导其犯罪或者为其提供犯罪的机会，然后才将其逮捕、起诉。⑥对于诱导型隐性采访，顾理平根据欧洲一些国家将诱导型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