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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制度探索 　　[摘要]高校信息公开的可诉性，来源于高校作为经授权的公共服务机构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来源于高校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需求。论文分析了高校信息公开行为的性质，展示了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阐述了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立论依据，探讨了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发起当事人。 　　[关键词]高校信息资源；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制度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5.01.001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5）01-0003-04 　　高校信息公开救济制度是高校信息公开效率保障制度中的一个方面，从依法治国的大背景看，愈发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针对行政机关而言，信息公开的救济途径可以包括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这些途径的法律效力存在差异。司法行为是最具有权威的、最公正的救济途径，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一般都将法院的裁判作为最终的裁判。《高校信息公开办法》在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救济制度方面，仅仅设计了行政举报制度，存在制度缺失；在开放透明及现代大学治理的语境下，有必要探讨高校信息公开的司法诉讼渠道。而从行政法角度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高等学校作为我国的行使或分担高等教育权力、承担教育行政的重要主体，还应当属于行政主体的范围。因此，虽然在实践中对于高校行为是否适用行政主体尚模糊不清，同时在实践中也尚未出现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例，但在理论上厘清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法理依据和法律定位，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1.高校信息公开行为的性质判读 　　高校信息公开行为的行为属性问题，是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司法救济制度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校信息公开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个人和组织认为高校未依照规定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只能依据《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程序提出举报，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高等学校是公务法人的一种，具有行政法上的地位，享有一定的公权力，履行特定的行政目的，提供特定的公共服务；因此，高校信息公开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如果高等学校在信息公开工作中做出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则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具有法理性和现实性，根源在于高校信息公开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高校作为事业法人单位的行为，而是来自于高校作为经授权的公共服务机构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来自于高校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需求。延伸论证理由如下。 　　1.1高等学校是行政法上的公法主体 　　高等学校依法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是现代行政法中的一类公法主体。要正确理解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该条虽然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但这里的民事主体身份并不能否定高校具有的公共职能。正如行政机关是依法具有行政职能和行政职权的组织，也不能否定其在民事活动中的民事主体身份一样，高等学校的民事主体身份仅仅是其在民事活动中的身份和法律地位。我国高等学校依据《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教育法律法规具有广泛的职能、职权和义务，根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享有招生权、学科和专业设置与调整权、教学权、科研与社会服务权、开展对外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权、人事权、财产的管理使用权等七项基本的办学自主权。高校在办学过程中所具有的自主权是基于法律法规的授权、行政机关的委托以及高校章程的规定而生成的权力，是政府主动让渡于高校独立行使的行政权，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对高校的公务行为，依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其完全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1.2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是一种行政行为 　　高等学校依法公开其在开展办学活动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制作、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是一种法律上的公共职责行为，是行政行为之一种。高等学校公开其获取的信息并不是依据其民事主体的地位和身份，我国要求高等学校公开其获取的信息，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高等学校信息的权利，确保其知情权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校依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高校信息公开办法》所进行的信息公开行为就只能是一种公务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民事行为。当然，这种行政行为并不是一种高权行为或典型的行政强制性行为，只是一种服务性的行为，其本身并不像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那样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产生强烈的影响，而是高等学校对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公众所具有的知情权的回应，是高校公益性的典型体现。 　　2.高校信息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