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四运动时期信仰重建问题.docVIP

浅谈五四运动时期信仰重建问题 　　摘要　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社会激变的时期，传统的信仰体系走向崩溃，时人出于现实需要，致力于重建新的信仰体系。步入现当代社会以后，社会的信仰危机问题再次凸显于我们的面前。文章从对五四时期信仰重建问题的探讨，以期得到一些有益于现实的启示。 　　关键词　信仰重建；五四运动时期；“破”和“立” 　　 　　五四运动时期，时值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深受摇撼，社会急剧变化。封建帝制时代的终结，出现了一种“普遍王权之崩溃所导致的社会、政治秩序之解体，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传统的文化、道德秩序”的局面。革命在完成摧毁政权和制度的同时并没有实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理想，传统文化在否定后，国人在信仰体系中出现了一种真空状态。当事时，如何重建信仰成为时人的现实需要，也成为那个时代和社会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信仰之“破” 　　 　　在五四运动之前，辛亥革命在荡平旧的满清帝国的时候，也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否定。中华民国应运而生，但是它并未使人民真正地走上民主道路，不过是徒有制度之名。恰如陈独秀所言，国民“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整个社会到了一种秩序紊乱、道德崩溃的边缘，国人丧失了一种可以寄予信任和尊敬的目标，“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力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余英时指出：“中国变化之大，现实政治的情况也可以说是愈来愈坏。这就是陈寅恪所讲的政治退化论，并不是一种进化。他所谓退化的意思并不是反对民主，而是指民主的秩序始终都不建立起来。一个合理的民主秩序未曾建立以前，一个原有旧的权威性的、家长式的传统秩序崩溃了，这中间完全是一片混乱。”而五四运动时期正处于一种新旧交替的特殊的历史时段，这种“中间”的时段确实显现了一种混乱，时人陷入了一种旧的信仰的失落和新的信仰未完全确立前的迷茫之中。以致出现“举国四万万之人，彷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怅怅惘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惘惶惑，不知所往”，“新道德未成，而旧道德先废”的局面。 　　这正是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对旧的信仰不断的“破”所造成的结果，五四运动时期的仁人志士们在清王朝轰然倒塌之后，继续以摧枯拉朽的力度对传统信仰进行了破坏。康有为所言的，“非止革满洲一朝之命也，谓夫教化革命、礼俗革命、纲纪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尽中国五千年之旧教、旧俗、旧学、旧制而尽革之，如风雨迅烈，而室屋尽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舰忽沉”正说明了这种“破”在思想文化及道德领域造成的巨大影响。 　　这种对传统信仰的“破”是希图利用“新文化、新思想”的利器，重塑一种信仰，以期更好的改造当时的社会。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口号，一日民主，一日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就伦理、就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李向平在东方讲坛演讲稿里也曾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过全面的批判，甚至是颠覆性的批判。”但是这种“破”并不是彻底的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否定，只是为了达到“立”起新的信仰而采取的途径。这种“破”所表现得愈发彻底，则更说明了他们对“立”的急迫需求。这也不难理解康有为所说的当时国人“彷徨无所依，呼吁无所诉，魂魄迷惘，行走错乱，耳目不知所视听，手足不知所持行”的苦闷心境了，这种对旧信仰的“破”的结果，加剧了国人对重建信仰体系的现实需要，新的“立”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信仰之“立” 　　 　　陈独秀在回击国粹派的攻讦时，表达了自己对民主和科学的坚定信仰，强调这两者不仅是西方文明的救星，而且“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在此之前以佛教、基督教作为国人信仰规范的方案都相继地产生了，这些都是在重建信仰道路上地不同探索，为信仰的“立”做出了努力。例如蔡元培认为：“国无教，则人近禽兽而国亡，是故教者无不以护国为宗旨者也”，可以用佛教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但是佛教却因为随着背景地更新而不能适应社会的潮流。钱穆也曾举行“布道会”以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则认为：“‘如何救中国’进行演绎推论，从中国的困境，至中国的出路，指出救中国之道在乎耶稣基督的能力。”但是由于不能受到国人在民女嫦感上的抵触也最终由昌盛走向了沉寂。土生土长的孔教在这种情况下也应时而兴，他们力图重建一种信仰，以填补国人规范社会和自己的真空。恰如在《孔教会请愿书》的上书中所言：“帷立国之本，在乎道德，道德之准，定于宗教……今日国本共和，以民为主，更不容违反民意，而为专制帝王所不敢为。且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教，尤不容有